刘易斯拐点.doc

刘易斯拐点已现，中国经济转型势在必行
核心要点
1.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和最低工资上调标志着我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显著变化。从人口转变角度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迎来上升拐点，人口红利逐渐衰竭；从人口迁移角度看，工资成本大幅上升，我国已出现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是我国面临的长期趋势。各种指标显示，刘易斯拐点已现，人口红利逐渐衰竭，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未来几年仍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人口结构变迁或人力资源条件的改变是驱动我国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
2.从日本经验看，新兴产业、消费行业和服务业在经济转型期的持续高成长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回报，显著超越大盘指数。因此，必须高度关注人力资源约束驱动的高成长行业，及其带来的投资机会。
3.看美国的发展历程，他们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相对日本较小，促使美国产业升级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两次西迁运动。随着人口的增长，正是这两次西迁运动和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使美国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变。
4.从日本和美国发展经验看，人口红利衰竭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并促进产业的升级与转型。未来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将有三大趋势：一是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发展，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到内地转移，沿海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三是低端产业逐渐从中国退出，转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外后进国家转移。
5.劳动力供给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将给中国带来五个方面的产业变迁：一是加速消费行业成长，二是人口老龄化使养老产业成为朝阳产业，三是机器替代人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高速成长，四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信息产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五是工资增长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将驱动经济与产业转型
1.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1999年开始，中国人口再生产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增长阶段，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是人口数量长期保持着低水平增长的状态。从趋势上看，由于人口逐步老龄化，人口死亡率略有提高。一旦死亡率超过出生率，人口数量将会出现负增长。
随着人口转变，中国人口抚养比也发生了阶段性变化。1965年是中国总抚养比变化的第一个转折点（图1），此后总抚养比持续下降。这种下降主要来自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虽然老年抚养比一直处于缓慢上升趋势，但它不足以抵消少儿抚养比下降的幅度，这种态势一直保持到现在。
预计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加快，一旦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并在绝对水平上超过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将使总抚养比开始出现第二个转折点。可以说，1965到现在，是人口转变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人口红利的阶段。不过我国真正抓住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有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大约在7.5%左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1/4。
图1：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动情况

当前人口转变所形成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本世纪中叶之前，我国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而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第二，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2015附近到达9.98亿的顶峰，2030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第三，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为14.62亿人，随后绝对数量减少。
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2010-2015年，我国将从“人口红利”阶段逐步过渡到“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图2：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已达到顶峰

图3：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2015年达到顶峰

2.刘易斯拐点可能已经来临
“刘易斯拐点”就是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逐渐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日，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
按照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转折点变化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二是工资率大幅度上升。
（1）民工荒预示劳动力紧缺
关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由于没有国家权威机构的统计，这一数据主要来自各研究机构的测算，测算方法的不同造成了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严重分歧。不过，2004年春天开始的“民工荒”、“技工荒”,还是折射出了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迹象。
图4：2010年各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