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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国的至尊红颜：后妃当国
作者：任士英
在帝制中国的某些特殊时期，一些本来深养后宫的后妃，由于种种机缘得以走上政治前台，操控国家大权，决断朝政大事，生杀予夺，俨然帝王之尊。然而实际上，在执政的方方面面，这些后妃又不同于真正的帝王。
她们究意有着怎样的性格和命运？她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进入政治核心？她们如何处理与皇室、外戚、朝臣、宦官及其他后妃的关系？她们与皇帝之间，究竟是家人还是政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为什么没能改朝换代，本书通过十八位后妃的荣辱沉浮与喜怒哀乐，揭开了帝制中国那一幕幕惊心动魄又耐人寻味的场景。
中华书局出版
前言
古往今来，男性往往被视为国家政治中枢的核心，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夫权制社会政治体系和格局中，女性一直被认为处于从属地位。中国的皇权政治体系，更把这一观念具体化和固定化。
自古以来，天子立后，并建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是人们描绘皇帝后宫规格的经典用语。皇后以下设置的所谓三宫六院，也往往被看作“所以广嗣也”，也就是将其功能看作传宗接代。儒家经典中总是以皇天后土即天与地来形容皇帝和皇后，并自然而然地把这一关系很形象地用日与月、阳与阴来表达。皇帝是天子，代表上天治理天下四海，教养芸芸众生，即所谓“牧养元元”，相对于天下臣民来说，处于九五之尊的皇帝就是君父，皇后则为小君，母仪天下。但是，皇后在皇帝面前，也常常要自称“臣妾”。
长期以来，人们经常注意到皇后在宫廷生活中的命运多舛，经常谈论的是皇后因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废黜而被幽闭冷宫。加上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诗中对红颜暗老的上阳宫人那样一种“少苦老苦两如何”宫门哀怨的渲染，似乎生活在后宫中的这一群体就是如此的弱不禁风、任人宰割。
事实上，这样的认识只是看到了后宫生活状况的一个方面。如果宫门九重之中的生活场景真是这样的简单明了——即使这样的生活场景对那些嫔妃们来说是如此的残酷，那么，后宫最多不过是皇族帝王之家的家庭生活场所。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不！固然，依赖才德、色貌和高贵的家庭出身等条件被严格拣选得以入宫的后妃，是帝王之家的妻妾，后妃制度也是帝王之家的婚姻制度，但后宫制度的功能远不止此。后宫生活从来就是古代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朝廷中枢政治运作的内容，几乎每一项都能直接或间接地在后宫生活的层面中反映出来。因此，后宫从来就是皇权运作须臾不离的重要内容。在皇权政治格局下，宫门九重之内的后妃群体，扮演了古代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自觉不自觉地演绎出一幕幕的宫廷政治悲喜剧。由于这样的表演，原本具备常人喜怒哀乐的后妃不再能够轻易按照民间生活的轨迹来安排各自的生活，她们与寻常百姓的生活场景地远天隔。
这些后妃一旦投身到宫廷政治生活的场景当中，就好似个个身不由己了。曾经是温良贤淑的闺中少女突然之间变得刚猛果敢、铁血无情，本来就暴戾妒狠者更是变本加厉。皇权政治制度的设计似乎就是这样的奇特，往往要求以“阴柔”、“坤顺”体现其存在的后妃却常常要一展雄姿，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她们或“临朝称制”，或“垂帘听政”，无论哪一种形态，都因而从后宫走上政治的核心，从一代“红颜”成为左右或控制皇权的政坛至尊。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早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就曾有宣太后芈八子因秦昭王年少而专决朝政，而且到近代中国已经开眼看世界的清朝末期，也仍然有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众多后妃由红颜而至尊的政治轨迹，不仅贯穿于中国帝制时代的全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像继秦朝以后大一统的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吕雉就是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十几年；西汉最后被王莽取代时，也是从临朝的太皇太后王政君手里抢取到传国玉玺。汉代以后，大概除了明朝以外，中国历代王朝都发生过后妃“临朝称制”或“垂帘听政”的情况。在北宋历史上，还曾专门制定“皇太后垂帘仪”，规定皇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在国家大典中一切相关的礼仪细节。这样一种皇后或者皇太后因临朝称制或垂帘听政而步入皇权政治核心的情况，也就成为中国帝制时代宫廷政治运作的别样风景。这一与传统观念相距千里的宫廷政治形态，在每一朝代当中的不少时候，又差不多成为当时皇权政治格局中的常态。
为了具体表现上述宫廷政治的面貌，我们从西汉到清代选取了十八位后妃。这样既可以照顾到不同的时代以明其各自宫廷生活的历史背景，又重点突出以分别交代她们如何走出后宫把握朝政。总的说来，这些后妃能够在某一历史时期处于最高政治权力的巅峰，或因皇帝年幼，或因皇帝罹病，或因皇帝懦弱，或因皇帝昏庸，或因先帝遗诏顾命，或因群臣拥戴奉请，均各具情致，别有天地。她们当中，有的野心勃勃、追逐权力，有的随波逐流、身不由己，有的强梁刚猛、随心所欲，有的犹抱琵琶、半推半就，有的历经磨难却享年寿永，有的炙手可热却殒身短命，有的称制终身，有的昙花一现，也都是个性迥异，别具一格。无论是她们婉转的浅吟低唱还是慷慨的长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