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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主要原因一：
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等不合理放大了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差异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主要根源。
在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下，GDP虽然增长快，但财富的增长并不快，可供有效分配的“蛋糕”并不大，其中，尤其是农业、采矿业、服装加工业、电子产品加工业等低附加值产业的产出低，使这些领域的劳动者收入增长受到严重制约。比如农民从事的产业是传统农业，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刘易斯认为只能“维持生计”。我国的部分地区、部分人口,由于自然的、社会的、以及个人的原因,至今仍然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落后的生产力基础、封闭的生存环境,使得这部分地区的绝大部分人口,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另外耕地每年以三四百万亩的速度锐减，而人口以每年1500万的数量递增，我国人均耕地2006年为1、4亩，比建国初期的2.7亩下降了近一半，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成为农民收入提高的巨大障碍。
我国宏观经济结构不合理，对外依存度高达60％，出口产品的定价权又基本掌控在外国商家手里，这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领域的企业劳动者收入增长受制于人，难以得到增长，且国际上经济形势一有风吹草动，就对我国外向型经济领域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其劳动者的工资造成很大冲击；与此同时，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非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利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
我国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使得我国农业中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只好主要涌入第二产业就业，使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劳动力供过于求，就业竞争激烈，进一步压低了这些行业企业劳动者的工资，等等。
主要原因二：
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层次根源。
首先，单纯追求GDP增长、不“以人为本”以及计划经济管理等旧理念，引发和强化了经济社会管理中的诸多问题，阻碍着经济社会体制的深化改革，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效解决。
例如1：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特别是带给人们的思考，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这是一组令人称羡的数字：
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４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２０％，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８０多万……
这是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
1988年进入中国大陆，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它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赢得客户。”
“它总是能在不可能完成的时间内完成客户的要求。”
在苹果、诺基亚、戴尔等世界知名厂商眼里，富士康是高效率的合作伙伴。
“细节管理，信息化管理，半军事化管理……”
“优美的环境，漂亮的泳池，标准化的运动场……”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
“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
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一位富士康员工说。一边是令人称羡的数字，一边是被压得过低的员工成本和超时加班地劳动——“根本原因在于，一线员工没有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
例2：如今的苏州，一边是GDP增长跟外资的趋之若鹜，另一边是“只长骨头不长肉”和民族名牌的淡出；一边是优惠政策与科技园区建设，另一边是资源代价和“飞来经济”；一边是政绩工程与政府主导经济的苏州模式；另一边则是普通市民的贫困和干群之间新的“二元结构”。这些年来，苏州经济的增长世所瞩目。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苏州在全国大中城市GDP排行榜上居第六位。苏州的实际吸引外资规模超过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城市之首。但伴随着这样一个城市经济“神话”的诞生，质疑之声却从来不绝于耳。不少专家、学者、新闻媒体，都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质疑者则提出，在苏州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普通市民的贫困，“世界工厂”的无奈以及土地、环境方面的代价。“苏州模式其实就是当地老百姓的悲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发表的观点：“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2万多元人民币；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人民币。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这些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