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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词的贡献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不可磨灭。本文从其思想、人生观、文艺观等入手，并透过其作品的风格创新、特色、意境、词学渊源及其词学改革、流派、历史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较为完整地剖析其整个词学体系的嬗变过程和词学创作的脉络，对其在中国词史的重要地位和贡献略作刍议。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别号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词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式（文、书、画等）奇才。据研究，苏轼进入词坛较晚，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信中所谓“近却颇作小词”，即指熙宁八年（公元1075，四十岁）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此在《东坡乐府》中亦得到印证。然而短短几年的关于词的创作中，苏轼的才华就已得到巨大的体现，在后来的整个词学生涯中，苏轼的词学更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乃至派别，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词学史。
一、苏轼的思想及其词学观
苏轼出身礼仪簪缨之家，一生思想深受儒、道、佛的影响，加上天生对于绘画、书法等文艺的秉赋，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苏轼本人的艺术创作思想，乃至于形成其本人独特的艺术创作理论和审美观念，而这种种观念又不断地渗透在其词学作品之中。
词学在晚唐温庭筠、冯延巳、南唐后主李煜等人“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成功转型以后，“词为艳科”几成定论。宋初由于天下旧乱而入治不久，纲纪败坏，士风颓废，文人词作相互酬和，粉饰太平，形成了带有卑弱浮靡之气的“西昆派”局面。苏轼之前，北宋词坛依然盛行晏殊、欧阳修等被号为“词中西昆”的词学风格，而实质上仍然沿承了五代遗风，只有到了一向主张创作不落窠臼的苏轼手中才大发光彩。
首先，在苏轼思想中，一种以“挺立士风”、“有补于世”的道德自觉和“载道”精神成为指导他本人艺术创作的核心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张载语）的儒师精神也正是苏轼本人的终极理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年的苏轼洋溢着一股积极入世的情怀，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他在“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之际回忆道：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在该阙词中，苏轼回忆道自己少年初入京城时的意气风发，畅想着能够凭籍自己的“胸中万卷”，努力“致君尧舜”，实现古圣贤的大同理想。也正是这种积极乐观的“入世”情怀，苏轼作品中要求一种“载道”的道德教化的味道才显得愈加浓烈。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在射猎中抒发着自己的豪迈：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疆场杀贼，为国捐躯，这正是这种浓烈的“载道”精神和努力践履传统“忠恕之道”的思想在作品的渗透和潜在体现。
其次是苏轼词学观中的“务实”的思想。他在《答谢民师书》明显提出作品反对“贵华而贱实”的艺术理论，而是认为作品应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还进一步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1]，强调作品中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强调了心灵感触的至关重要。比如他在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所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洋溢着对于其第子由的无限怀念之情，在《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所写“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中，对于亡妻的悲痛追忆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凝结在作者心中深深的伤痕印记，化成了他本人最为真挚的情感。
其三是作品中强调的“革新独创”的精神。在《跋吴道子地狱变相》中，苏轼这样表达自己对于绘画的艺术见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也是苏轼本人向来所秉持的一种不落窠臼和追求脱俗的艺术境界。比如苏轼本人“以诗为词”的词学本体论的见解中，他认为词应该从诗歌中解放出来，然后再“细琢歌词稳称声”[2]，使之韵律可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精神的体现。此外，他本人对于“檃栝词”的开创、本人自度《贺新郎》词派、本人作品中突破“词协音律”的藩篱等等，如后人评价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3]，都体现了其本人词学观中的革新和独创的开辟精神。
其四是苏轼追求“解放”的思想。这种“解放”的实质是人文思想和自我精神的解放，并将这种自我解放的意识渗透到艺术作品中的过程，创作上则表现为作者对于传统格律、传统风格、传统词牌等的突破。诚如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苏词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东坡乐府》中可以看出，苏词的题材不仅融入传统的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色彩，还更多地出现了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