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沙丁鱼,还是做咸鱼.doc

做沙丁鱼，还是做咸鱼？
是选择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选择在老家当死咸鱼？逃离大城市的压力后，他们迷失于小城市的平庸与固化。

在他们对城市做出选择的背面，是城市对他们的选择：北上广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绝这批经济上以及心灵上，均处于无根状态的人。

这些年轻人左右为难的旅程背后，是几乎一代普通青年艰难安放的前途与希望。

三个月后，张一轩受够了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地级市，回到北京。就像2010年9月，他受够了北京，头也不回地投奔老家一样。

他走那会儿，正好赶上“逃离北上广”的浪潮。2010年下半年，在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白领中兴起到二三线城市安家的讨论。而张一轩的归途，又赶上了“逃回北上广”的热潮。

单就回家这一段路，张一轩走得要比其他人顺畅。父母在当地颇有声望，沾他们的光，张一轩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甚至没有参加统一的公务员招考，当地烟草局就收了他，领导很大气，说，明年考一个试就完了，你肯定过。

一批年龄在30岁上下，混迹于北上广的外省青年们，当初也都和张一轩一样，以为老家意味着更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更惬意的幸福细节。逃离北上广。口号叫得嘹亮，带着爷不留此处的痛快。

重返家乡，重拾以前的老交情。终究需要一个台阶，事关面子，这无异于让他们承认，迄今为止所有出走的尝试都失败了，丢掉既有的圈子，他们应当放弃不切实际的努力，让邻里邻居眼睁睁瞧着，这个迷途知返的人。

不过再怎么着，面子也比蜗居的现实更廉价。摇摆之间，返程的机票或者车票就订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张往返程的票根，是两个城市对他们下达的“不适宜鉴定书”。北上广以及家乡都不适应自己了。外省青年眼里，北京是堵的，贵的，拥挤的，奢侈的，排斥人的，是人家的北上广。而回到小城市，是势利的，关系的，拼爹的，依旧是别人的。

来者与去者

张一轩吃回头草、在北京石景山那边找到一份月薪4000元出头的工作的时候，祖籍江苏的刘寅则酝酿着离开北京。

刘寅租住在北京东六环，每次到国贸打车，黑车司机在嚷嚷，20块，通县走不走？他非得纠正，是去通州吗？说的是一个地方，但他怕那个“县”字，一下子把他打回原形。

刘寅生在江苏一个县城，来北京工作了五年，月收入过万，两年没加过薪。他密切留意房市消长，观望了几年的结果是，手里存款一路贬值，时至今日，他买不起北京五环内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无车无房无根，撤离的念头连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越来越茁壮。他变得像罹患产前忧郁症的卡夫卡，买房、挤地铁、喝水，甚至呼吸空气，日常生活的一纤一毫，都让这个80后男人疲惫不堪，“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里，刘寅是北京市704.5万外省市来京人员之一，数字仍在往上走。这近千万人口大数里，许多像刘寅这样勉强的中下产，抵达了人生的某个瓶颈，幸福指数开始往下走。

也有“蚁族”，大学扩招后迅速膨胀的毕业生们，他们生活在郊区的聚集群落，月收入两千左右，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但决不能没有网络。往往在大城市打拼5年，如果没有实现梦想，大部分选择离开，往往“三十而离”。据估计，北京地区至少还有十五万“蚁族”。（数据来自学者廉思的调查《2010年中国“蚁族”生存报告》）。

北京市政府尚未完成由“管理”流动人口到“服务”外省人的华丽转身，而这管控的态势，随着1800万人口上限超前10年到来，愈发严峻了。年初一连串的新政又抬高了外地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

有专家呼吁年轻人不要扎堆北上广，像是冥冥中四十多年前一个声音在感召，“去农村吧，去基层吧，广阔天地，大有所为”。

很多次，刘寅假设人生三种曲径分岔的可能性：

其一，滞留北京，继续苦哈哈的生活，能认识更多人，更多学习机会；

其二，回归南京准一线的市井，买车买房，吃吃喝喝，心宽体胖；

其三，回县城找块地，养鸭子喂猪，彻底的田园牧歌。

没有数据表示，孰去孰留，每天有多少外省青年陷入刘寅式的纠结。

山东姑娘唐果，和张一轩一样，也是一名“重返北上广”者。

她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业中的农村女青年唐果气咻咻地离家出走了，伙同几个同学，从山东济宁一火车坐到北京，只揣了读书时卖资料攒下的两千块。

首都没有电视上演得好，天不那么蓝，公交地铁挤得慌。偶尔路边还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几个男生起哄说苏宁在招聘，职业规划圆满，前途无量，于是她去了大兴区的苏宁电器，卖电视，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远，在丰台区西局村里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满豪车的东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间比棺材强点儿，只一张床，没厕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边乱糟糟，在木樨园公交站等车，站牌被“广东少妇求子”类的小广告贴了个遍。老家房子倒是阔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