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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就业形势与新就业政策 一、当前的就业形势和需要解决的特殊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轨道。如果说中国的商品或产品市场的发展已经较快地适应新的市场化的发展模式,那么,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在整体上,仍然处于艰难的如何适应新的发展轨道的转型时期。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的就业体制和就业机制也是处于变革的困难然而却是关键的时期。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程度上中国的就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基本上摆脱了过去的城乡就业完全分割、城市就业统包统配、乡村就业自然经济状态的局面,出现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时期所共同具有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劳动力要素的使用效率日益提高、各个类型的劳动力收入水平在各个层次上逐步趋于全国统一的新局面。另一方面,中国的就业受制于各种因素而尚未能够顺利转轨,出现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不常见的高水平失业和就业不足并存的现象。这些制约就业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同步扩展的因素,包括观念因素,如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政府过多干预观念、官本位和正规编制观念、就业身份贵贱分层而非相互尊重的观念、依赖国家和社会分派工作的观念等等(反观那些没有或者很少有这些观念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解决就相对容易得多);还有体制因素,如计划经济色彩的工商行政审批制、只顾安全不顾效益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项目的层层申报制和名不副实的项目招投标制、政府行政执法部门以权力创收和靠权力收入维持的体制、由于受到过度的政府控制使得企业直接和间接融资体制难以正常发育和起作用、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重城市轻农村和重高等轻基础的教育体制、国际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中的低效率行政管理体制等等;还有外部不利因素,如当年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的总需求上所主要依靠的世界经济的高增长和好出口形势的缺乏、世界恐怖主义的兴起和其他原因造成的发达国家越来越严格地控制人口和劳动力流动以及控制国际移民的政策、中国加入WTO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身份的15年过渡期及其造成的中国在世界贸易反倾销过程中的不利地位等等;还需要指出的,是源于新型工业化的另一类不利因素。其中例如,强调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就不能像搞旧的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而环保影响不好的“五小工业”;面对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竞争,就不能在工业化过程中像原来的工业化那样大规模地利用具有传统和简单技能的劳动力;为了降低资源消耗和提高经济效益,就不能像原来那样大规模发展经济效益不太高而耗费资源量大的小型企业。当然,正如我们说到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那样,在观念、体制、国际和新型工业化方面,并不完全是不利因素。例如中国人传统的家庭创业观念、外出经商和闯事业观念、争取社会公平和正义观念、以及认同中华民族复兴的观念等等,还有新兴的政府实行行政透明化、公正执法和公开司法、收支两条线和一站式政府服务等等体制,还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制造业的加快发展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大量增长,以及新型工业化中的社会注重人性化发展和企业注重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等等因素,都是有利于促进中国就业转型的积极因素。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方面中的不利因素或消极因素在目前仍然太强,不仅限制了有利因素充分发挥其积极促进作用,来造就一种新的就业体制和机制,而且造成中国整体上的就业局面仍然维持在未转型的状态。中国就业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而具有的未转型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尽管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现代化程度很高,2001年的第二、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51.1%和33.6%,二者之和为84.7%,但是,以农村就业比重高居不下为特征的国民经济二元经济结构仍然突出。该年的农村就业比重仍然高达67.2%,城镇就业仅有32.8%,如果减去农村中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完全从事农业的就业比重仍然高达44.1%。因此,随着农业对外竞争程度的提高和效益农业压力的加大,农村中的就业不足现象将可能更为严重。二是,美、加、英、法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产值比重二者基本上都是相当的,即近年都在72~74%左右的水平;中国相比这些国家来说,应该是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不会高于它们,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更大。即意味着,中国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应该大于其产值比,就像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如韩国为61:51、马来西亚为50:41、菲律宾为45:45、巴西为56:50等等)。但是奇怪的是,中国第三产业的产值比是33.6%,但是就业比只有27.7%,反而小于5.9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的第三产业的就业机制中存在问题,很可能是具有计划经济特征的行政进入壁垒等旧的经济形态所造成。例如,作为反证,在较大程度上摆脱旧经济形态的“浙江就业模式”中,近两年来的三产对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