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武侠电影.doc

关于武侠电影
武侠电影是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类型电影之一，它不仅阐扬中国的侠义精神，更将中国武艺透过影像做最佳的呈现，并且不断地推陈出新。由于早期的武侠电影并未形成完整的类型结构与视觉美学，导致对何者为中国第一部武侠电影，各方说法莫衷一是。
什么是武侠电影？陈墨在《刀光侠影蒙太奇》中说：所谓“武侠电影，即有武有侠的电影，亦即以中国的武术功夫及其独有的打斗形式，及体现中国独有的侠义精神的侠客形象，所构成的类型基础的电影。”然后他又说“名可名，非常名”，他又将武侠电影的疆域“界限”模糊化到“不论是侠义、功夫、武术、武打，统统称为武侠电影（或武侠片）”。这是一个圆滑而聪明的答案。武侠电影的形成并非凭空产生，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个文化源头就是已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国武侠文化。
侠是一种民间豪雄偶像，他们具有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等级秩序和秉持正义、锄强扶弱的积极之处，在社会缺乏道义和公正时，他们可以成为民间道义的体现者和强力执行者。关于侠的叙事，最早见于典籍的是《韩非子·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子将儒与侠并列为对统治者有威胁之物，要求对来自于思想及行为领域的儒学和侠义之道进行“诛之”。此后，关于侠的叙事就从没停止过。在历代的诗词、传奇、小说、话本等文学样式中，我们都看到武侠的身影。这种侠义精神既可以看成是对不公道的命运和社会体制进行不屈不挠抗争的精神，武侠的产生和间歇性兴盛，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如唐的武侠小说产生与藩镇割据的局面有关，人们希求武艺非凡胆识过人的英雄人物出现。而古龙、金庸的兴盛，更多原因是，人们的生活进入和平繁荣和英雄缺失的时代。诸多社会因素，促使了武侠题材作品的繁荣。同时，人们对侠士的期待同样可以被看作是弱病之人对大救星的永恒的期待心理的直接反映，“永恒的期望”和“永恒的无助”会形成一种文化心理及恶性循环。而侠文学的盛行则满足了人们对侠士形象的幻想，成为人们消极避世和自我麻醉的手段。
在时间的分界点上，武侠电影基本上可划分出几个时期，1938年至1948年是发展期，1949年至69年为武侠片兴盛期，1970年至80年为功夫片兴盛期，而80年均是两类型的衰退期。
中国的武侠片受以京剧为主的传统戏剧影响极深。1905年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其实就是把谭鑫培的《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景银幕了而已，这几乎可以说就是最早的武打片。“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影坛初次出现乃至迅速崛起的武侠/神怪电影，是中国历史文化、叙事传统与复杂现实相互交汇的产物，也是欧美武打、侠、神话电影影响中国影坛，“明星公司”推出的《火烧红莲寺》成为早期武侠片的突出代表。由《火烧红莲寺》热潮带起的在武侠电影中加入神怪元素的类型电影，剧情除少数脱胎于古典小说、戏曲以及民间传说外，大多是影片编导自己创作的，除《火烧红莲寺》外，“友联”公司的《荒江女侠》、“月明”公司的《关东大侠》、“天一”公司的《乾隆游江南》等片也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从1928年到1931年中国共上映了227部武侠神怪片。武侠片在“五四”时期曾经受到一些批判，至今也一直受到一些非议，比如制造了虚幻的世界、黑暗的江湖，容纳了许多封建糟粕，武侠片在某种程度上又被看成是下里巴人的东西。
但是这些早期的武侠片，并非全无意义。它们替后来的武侠片奠下许多特殊模式。
其一，武侠片大多脱胎于当时流行的传统侠义小说和报刊连载的武侠小说，其创作带有明显的类型化特征。就剧情而言，大致不出除霸型、复仇型、比武型和夺宝型这四种模式，在人物的设置上，主人公不仅武艺高强、还兼具超乎常人的理想人格，如扶危济困，锄强扶弱、重诺好义，功成身退等。
其二，在视觉形象的设计上，必有荒山野外，古刹老庙和“飞剑白光”，并不时穿插裸女怪男的狰狞面目，而腾云驾雾、隐遁无踪也是必不可少的银幕形象构成要素。
其三，神乎其神的功夫特技，是在胶片上再加工。停机再拍、倒拍、逐格拍摄、多次暴光、叠印、卡通等多种“幻摄法”以及机关布景等美术技巧被大量使用于影片的前后期制作中，可见其对电影的技术可能性和叙事能力做了多种尝试和发掘。只可惜当时这些影片多被冠以“武侠神怪片”的恶名，因为当时全国只有3%的民众接受过近代科学教育，有95%的愚民相信“怪力乱神”的存在，以至国民党政府下属的电影检查委员会下令查禁“红莲寺”。
武侠类型片的大火，就此南下香港。1935年3月，第19集《火烧红莲寺》在香港诞生。广告中写道：“赛铁拐神杖宝贝，豪光万丈，金罗汉摇袖祭神鹰，瑞气千条，活僵尸毒害向药山，散发吐雾，飞道人不敌吕宣良，断头喷血。”武侠电影的传奇也由此在香港续写，并得以发扬光大。
武侠电影是最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中国类型影片。下面从审美心理的深层———无意识层面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进行阐述。一、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