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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的艺术风格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他的小说思想深刻、结构多样、艺术表现方法独到，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小说。鲁迅自己曾经说过，他写小说的目的，是“‘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他的取材，“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在艺术手法上可谓是多姿多彩，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小说，而他的小说最大特征就在于讽刺性，本文试就他小说中的讽刺艺术特征作些阐述。
1．含泪的微笑
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有一点超群之处，是在朴素精练的真实描写中，把眼泪同微笑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寓庄于谐，亦庄亦谐，不仅讽刺情调富有变化，而且在笑声里还隐含着深沉的忧郁和哀伤。鲁迅小说中的讽刺，是出于对人民麻木状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所以，他的幽默绝不是轻松愉快的玩笑，更不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解嘲的麻醉剂，而是掩饰在表面的平静和滑稽之下的沉郁和严肃。鲁迅很反对那种轻松的幽默感，他认为，在中国还不适宜于这种幽默的存在。所以，他那沉郁的幽默总是“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阿Q的喜剧性格和悲剧命运的交融是最典型的一例。可以说，阿Q的每一个喜剧性行动中都隐含着深刻的悲剧因素，而阿Q的悲剧命运又完全是通过喜剧性格的发展构成的。阿Q是引人发笑的，但他引出的正是一种含泪的笑，从“君子动嘴不动手”到“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从阿Q真能做“到钱府门前的龙虎斗”……甚至直到阿Q走向革命时，也还是阿Q式的白盔白甲、元宝、女人等等的幻想；而在临死之前，他还羞愧于判决书上画押画的不圆呢……《阿Q正传》的形式和风格，是并不单一的。是喜剧艺术，还是悲剧艺术，这就值得研究。作品采用何种形式和风格，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是作品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作家对生活的态度，以及艺术修养、艺术特长等。《阿Q正传》是要暴露社会的病态和国民精神的畸形，这就决定了作品的主要方面，具有讽刺喜剧的特色。
“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生活中有些东西本来是丑恶的，荒谬的，却偏想装成或说成为美好的东西，有的甚至是真诚地自以为光荣的。作家把这种现象和实质的矛盾，暴露出来，就使人感到可笑。笑，正是讽刺作家特有的武器。阿Q本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丑，不在头上的癞疮疤。更不在贫穷、屈辱、失败，而在于他用种种的瞒与骗的手段，使自己永远得意，永远自以为胜利。总之，他的主观精神状态与实际生活地位，是那么不调和，因此，阿Q这个人物就主要不是使人觉得可怜而是令人可笑了。
鲁迅在作品中，用讽刺的火光去照见人物心灵深处的腐烂，用幽默的笔尖划破社会上的肿毒。作者对赵太爷、秀才、举人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赵白眼、邹七嫂等，对社会的种种偏见，恶习，燃烧起憎恶的怒火，这是显而易见的，毋须赘述的。至于阿Q（还包括王胡、小D、吴妈等）这样有着严重精神弱点的人物，作者虽对他们被压迫的处境是哀其不幸，但因作品的主旨在于暴露国民性的弱点，故仍着重写其思想性格上的假、丑、恶的一面，因而，讽刺幽默是作品的基调。作品前几章对阿Q的讽刺很明显，很集中，即使是最后一章《大团圆》，写阿Q的悲剧结局时，也不是用悲剧的艺术手段，而是用喜剧的手段写出。阿Q被抓到大堂上受审时，一见上面那人的样子，“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在审问中，阿Q虽然说的是实话，但糊涂到了极点；画押时，更是“阿Q精神”十足。到了游街时，他好象知道要杀头了，“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于是精神胜利法占了上风。作品最后一段，是用略带幽默的讽刺手法，写未庄的舆论。
一般地说，悲剧使人落泪，喜剧使人发笑。阿Q的结局的艺术效果与这两者都不同。作者以沉重而非轻松的心情,用讽刺又带幽默的手法写出,因而读者不会流泪,而是欲笑又笑不出声。这就是因为阿Q的可悲的结局,是以喜剧艺术形式演出的结果。
2．悲喜剧性格的矛盾统一
讽刺艺术运用于悲剧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使人物的性格具有了悲喜剧的双重组合。这是鲁迅在塑造悲喜剧性格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塑造悲喜剧性格的范本。在鲁迅的《呐喊》、《彷徨》中，人物的性格的双重组合，主要是悲喜因素的组合。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子君、涓生、魏连殳都是悲喜交织的性格。他笔下的阿Q和孔乙己，就是悲剧性格和喜剧性格的双重组合的范本。鲁迅在给乔南的信中谈到《阿Q正传》时说：“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鲁迅的目的，虽不在于滑稽或哀怜，而在于描摹国民的灵魂，以拯救垂危的中国的“死魂灵”，但他的艺术手段却是通过滑稽哀怜的组合来实现的。
我们以《孔乙己》为例，《孔乙己》并不是一部纯粹的悲剧，而是一个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