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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语言的艺术美
无论是《社戏》，还是《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药》，鲁迅始终以语言为武器，抨击社会，直指劣根性，想要为中国社会注入一丝气息与希望，挽救处于腐朽边缘的人性。其小说更是一时代为背景，勇开思路，以平凡人物的辛酸与无奈影射整个社会现实，以小人物的悲剧来讽刺社会的无情，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道：“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去者取同一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些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以适合身份的语言出现，以呈现其性格特征。小说中的人物活灵活现，嬉笑怒骂，无一不是现实的反应，色彩鲜明。就如《阿Q正传》的那个永远精神胜利的阿Q过活的农民，他的一生都在欺负与安慰中度过，欺软怕硬，奋力挣扎，却在痛苦现实中下自我疗伤，自我安慰，踏实一个阶级的缩影，反应着这一时期与阿Q相同的下层人民，想摆脱受压迫的命运苦苦追求，在封建现实与社会现实中败下阵来，面对着同样是劳苦人的同伴时确实极尽压迫与嘲笑的病态心理。阿Q与同村人发疯过口角，轻薄过尼姑，赌过钱，受过欺负，面对地主阶级的欺辱，总是卑躬低头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赌博致富的诱惑下“他的钱在这样的歌吟下，渐渐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包，他只好挤出堆外，站在后面看，替别人着急，直到散场，然后恋恋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肿着眼去工作。”这一形象描写赌客心态的语言加在阿Q身上，显得更悲哀，鲁迅对小说中的人物是充满同情和怜悯的。这些对阿Q的描写或许就是某个真实农民的再现，冠上了阿Q形象的语言，成了一个时代一类人的总称。
鲁迅是一个长于驾驭语言的巧匠，他语言的音乐美，使其作品充满了艺术魅力。一方面他十分注意捕捉生活中存在着的，富于表现力的声响，恰到好处地安插在人物语言或描述语言中，另一方面则在语句排列上注重错落有致，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音乐美！
周章寿先生通过声响的描述去显现事物的特征，从听觉形象唤起人们的带音乐性的审美感受。其语言中象声词的运用成为鲁迅小说描写音响的一种手段。他用象声词直接模拟事物的特定情态，给人们造成强烈的印象。声音中隐含的意蕴及其要表达的感情也在象声词的应用中浮出来。阿Q也想革命，但假洋鬼子却不许他革命，他很恼火，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地点头道：“不准我选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啊，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这里的象声词“嚓！嚓！”有声有色，它包容着阿Q对假洋鬼子的满腔愤恨，还交融着阿Q无可奈何的自欺自慰，充分显示了阿Q的复杂心绪。阿Q调戏小尼姑后，“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还加上看客们及阿Q“哈哈哈！”的响亮的得意的笑声，阿Q的怕硬欺软，当时人们之间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中可以得到解释。
节奏是构成语言的音乐美的又一要素。鲁迅非常敬重每篇小说的整体节奏的安排。节奏的注重是全文气氛浓厚，情节丰富，完整了小说要表达的中心。《祝福》通篇用的则是缓慢的节拍，从祥林嫂第一次到鲁镇直至她死，鲁镇这一特定的环境并没有大的改变，人们依然“祝福”，从而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对于人物，鲁迅在语言运用上也十分注意其整体节奏的特点，从不同的语言节奏里展现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杨二嫂泼辣姿肆，尖口利舌，她的语言节奏显得急促、直快。闰土这个老实巴脚、拙口笨舌的农民，他的语言节奏则显得低缓慢悠。《药》里的刽子手高叫：“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怕什么！怎的不拿！”他语言节奏十分短促急迫。这些语言特色是人物鲜活的重要保鲜剂，让人印象深刻。
鲁迅小说语言又一特点是语言矛盾发的使用，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在矛盾中用揭示透露出情感，同时又留下想的余地。如“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大约”与“的确”意思相反。从逻辑上看，判断是相悖的；但从修辞的角度看，正好符合当时“我”对孔乙己情况不详的判断。因为联想到他最后一次用手拄地来时的惨状，可以判断他“的确”死了，但由于毕竟没有他死了的确切消息，所以一定要用“大约”。这一对矛盾判断的巧妙运用，深刻地揭示了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孔乙己的悲惨命运。
鲁迅人物刻画多用“木刻式”的手法，这种手法不但没有显得单调空无，反而使力透纸违，并且语言一句是一句，毫不拖泥带水；形象一个是一个，棱角明确分明，增长了一种力度以及质感。假如说白描技法转达的是一种简洁之美的话，那么这种近似于"木刻"的笔法所转达的，是一种力度之美，一种近乎突兀的力度之美。“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全白，全不像四十高低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