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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新加坡青少年公民道德教育.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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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日本和新加坡青少年公民道德教育 比较研究综述 徐志芳 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是东亚地区非常有影响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受中国文化影 响颇深，同属东方文化体系，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都非常重视学生公民教育。三个国家的公 民教育既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又有各自的特色，对其进行研究比较，对北京加强学校公民教 育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 公民教育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期。但是直到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民权的范围才普遍扩大，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资格才被确立下来。19世纪末，德国教育家 凯兴斯泰纳从理论上论证了“公民教育”的思想，1918年，德国政府以宪法的形式保障公 民教育的实施。从此以后，公民教育思想得到传播，培养合格的公民就逐渐成为世界上许多 国家的教育目标。 综观世界公民教育的发展历史，由于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 化，因而公民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乃至实现途径迥然有别。虽然就公民教育的总体目标 而言，均是培养合格的公民，但在价值取向上还是有所区别。人们常常把世界各国的公民教 育分为三种价值取向：以德国为代表的义务论的公民教育观、以美国为代表的权利论的公民 教育观和以新加坡为代表的道德中心论的公民教育观。① （一）日本——义务论公民教育观 19世纪以后，由于现代国家采取富国强兵、扩张领土的政策，于是民族主义、国家主 义兴起。相应地，教育上的国家主义思想也随之风起云涌。德国是其中的代表，日本和德国 的情况很类似，19世纪中叶，在欧美列强的武力威胁下，东亚各国相继陷入了沦为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民族存亡危机。欧美列强压迫东亚各国的格局开始取代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的传统 体系。面对列强的步步进逼，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曾尝试过“锁国”，也试图过“攘夷”。然 而，以1968年的明治维新为契机，日本彻底放弃了以往的消极抵抗路线，转而选择了引进 西方制度、谋求“富国强兵”的道路。从思想理论脉络看，这种近代对外战略是丰臣秀吉以 来的对外扩张主义和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混合物，并以皇国至上主义和西方强权政治逻辑为 思想理论支柱。②在这种思想下，个人是否具有政治上的自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因 而个人要服从国家，服从集体并积极参加民族生活，把为祖国服务看成全体日本国人义不容 辞的责任。③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和1890年《教育敕语》颁布的时候，日本的“公 民教育”就正式转变成了“臣民教育”。《大日本帝国宪法》称人民为“臣民”，确立了“大 日本帝国在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下”和“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教育敕语》 则具体列出了“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修学问、习 ①杨曦“几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公民教育价值观”，南京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国外道德教育研究资料。 ②可参见金熙德“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外侵略选择——以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为中心”一文， 1999年10月。 ③这种思想其实就是黑格尔的政治哲学，黑格尔从理念上赋予国家比个人更高的伦理地位。他认为国家体 现了更高的善，个人的自由使通过国家才可能实现的，善的生活只有在正义的国家中才能存在，因而它把 国家看成是自由的真正体现者。关于黑格尔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李梅著《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 学研究》，4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第2版。 职业”以及“尊国宪、守国法”和“义勇奉公”等教育条目，要求“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 心”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作“朕之忠良臣民”，等等①。 到了20世纪上半叶，受法西斯思想的影响，日本的国家至上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天皇号召全体国民为国家对外战争作出无偿的贡献。德国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对这一 时期日本公民教育影响很大。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以培养资本主义国家忠实而有用的 理想公民为宗旨，极为强调“德意志国家意志”和民众的“德意志精神”，同时又主张教给 公民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并设计了有效可行的教育形式，这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 张极为有利，从而得以广泛传播。这种国家至上的“公民教育”思想，与当时日本政府以国 家主义作为教育指导思想的需要不谋而合，从而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借鉴和吸收了凯兴斯泰纳 的公民教育思想，并被大力贯彻到教育实践当中。 二战失败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受到遏制，日本的社会重建工作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 下，依据美国式的民主精神开展起来，公民素质教育的重建也不例外，但由于美国的纵容， 日本并没有深刻反省历史，军国主义思想留有余孽。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公 民教育呈现着一种国家主义的强化和公民素质教育的错位，包括现在，这种倾向仍然存在。 当然，我们在把日本作为一个义务论的公民教育价值观来分析时，不能忽略日本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