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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

作者：王洪波2015年05期工业文明高扬了人类的主体性而忽视了受动性，违背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辩证法，人类自身受到了惩戒，社会发展亦难以为继。反思工业文明，人类呼唤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中国作为正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生态危机尤为严重。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以“生态”为着眼点和落脚点，以系统论的思维调整和处理好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等各方面的复杂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极为艰巨的时代课题。理想路径：个人精神的自觉重构整体而论，人类是生态危机乃至生存困厄的始作俑者。与动物有别，人类的行动不是靠本能而是由思想和意识（价值观）支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为此，在个人层面，调整并重构个人的价值观、建构生态意识就成为构建“生态文明”的当然前提。所谓价值观，即人对于其生存世界中的人和物所持的态度及给予的评价。一般而论，价值形态的多元并存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然而，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从未间断采取各种或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和手段强力进行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必然的结果是，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示范性的姿态传播、渗透到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并对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观产生强烈的冲击和影响，而且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仍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具体而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主要包括：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等。在这些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关系已疏离或断裂了，人的生命的完整性被肢解了，物质主义的迷恋日益加深了，理想信念已日益淡泊了。由此可见，价值观念必然影响思维方式、进而影响行为方式。在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弥漫于全球的背景下，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生态危机的恶化、人的生存危机的凸显则具有较大程度的必然性。为此，调整人的价值观念，构建生态伦理价值观或可成为缓解甚至拯救危机的一条重要路径。整体而论，在价值观层面，个人应觉悟到这样几个在逻辑上密切相关的问题：第一，生态系统整体价值的优先性，人的价值是建立在维护整体价值基础上的；第二，人和自然都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内在元素，两者都具有工具价值，不存在孰高孰低、孰优孰劣问题，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第三，人对生态系统、对自然界应承担起重要的伦理责任。对此，笔者认为：第一，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发展都必然要经历一个与旧事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过程，对生态伦理学而言，亦不例外；第二，个人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建构是一个过程，但却是根本性的。它通过重塑人的精神和灵魂，使个人在价值观层面达到高度的自觉和自由。它是个人在精神层面对自我的规约，即精神的、价值观层面的自我契约。设想，如若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构建起这样的“道德律令”，那么“生态文明”时代一定既是可望的、也是可及的。现实路径：国家与社会的软硬兼施目前，人们的生态意识正日渐增强，这是客观的事实和趋势。然而，在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持续推进的今天，人们在精神层面尚未自觉调整并建构起真正的、普遍性的生态伦理价值观。更确切地说，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环境更多的是一种“声音”“口号”，还未成为人们内在的精神自觉，并化为现实的行动。而且，在生态伦理价值观层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间亦存在着诸多的差别。为此，在国家层面上整体规划、通过法律制度的硬性介入和道德教育的软性引导，是早日达至“生态文明”时代的现实路径。每一个人都必定生活在一定的共同体中，其思想和行为在较大程度上受其所属的共同体制约和影响。与家庭、学校、社区和民族等共同体相比，国家这一共同体是层级最高的、最大的，其作用力极强。因此，应通过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即以全局性的、系统性的理念为指导，科学设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发展理念，统筹协调各部门、各企业和各地区的发展思路，从而构建起以“整体性的生态伦理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这种国家层面的顶层理念设计极为重要，它可对整个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生态伦理价值观起到引领作用。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个人与企业活动的根本原则是“自我利益最大化”。在此原则的支配下，个人和企业活动独立甚至超然于他人、社会和自然之上，造成了“公用地悲剧”式的外部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引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矛盾。为此，在国家社会层面解决生态问题的路径主要包括如下两方面。第一，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来规范、监督、规约和惩戒个人、企业等利益主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逐渐规范个人、企业的经济活动，使其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置于其自身利益之上；国家应把科技置于社会的整体系统甚至于自然生态系统中来调控和管理，通过制度政策鼓励、引导个人与企业从事“绿色科技”或“生态科技”等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