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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无名医家验集

冰片点伤寒舌出
临安民有因病伤寒而舌出过寸，无能治者，但以笔管通粥饮入口。每日坐于门，一道人见之，咨嗟曰：“吾能疗此，顷刻间尔，奈药不可得何。”问所须，乃梅花片脑也。道人屑为末，掺舌上，随手而缩，凡用五钱，病立愈。《医说》引《夷坚志》（宋代）
【按】梅花脑，或曰脑子，或曰片脑，均是冰片的别名，正名为龙脑香。《本草纲目》也引《夷坚志》此条文字，剂量为“半分”。此药辛甘而性凉，直透心窍，因“舌为心苗”，所以刺激使舌收缩。这是伤寒病后之症。

服麻黄洗浴治伤寒
一人患喉肿痛，食不得下，身热头痛，大便不通。医之论纷然，皆谓热，当服凉药。有一善医云：“脉紧数，是感寒气所致。”众医不从，善医者曰：“我有法验得寒热：浴室中坐火，用炒木葱汤沐浴，若是病热，则此暖处必有汗，而咽喉痛不减；若是感寒，则虽沐浴无汗。”患者然之，遂入沐，淋洗而有汗。就浴室中服麻黄一服，须臾大汗出，大便通，即时无事。众医钦服。凡辨热病与感寒，皆可用此法。《名医类案》引《医余》
【按】鉴别寒、热的诊断方法很多，此法不宜轻试。本条文字所列的症状，有身热、有头痛、有脉数、有喉肿痛、有大便不能，应当诊为热病；即使有外寒束缚（因见脉紧），也是外寒内热，用坐火、葱汤、麻黄等法治疗，在北人、体实严寒者尚可适用，而南人、体虚、外寒不甚者，不尽相宜。因地制宜，因人而施，是中医辨症论治的特点。

疯疾损目
乌程之南浔庄廷珑，少患疯疾，延良医治之，谓疾愈当损目，试之，果然。迁珑遂妄以“盲史”自居。《大狱记》
【按】庄迁珑写了一部《明史》稿本，请一些大老题了词，康熙皇帝为此兴起了清初最大的文字狱，在《大狱记》中记载很详。中风病残留疾患，未能断根，临床上谓之“后遗症”，是很普遍的事。记得有一记载，好象是宋代著《小儿药证直诀》的儿科名医钱仲阳，他患严重的风湿症，当时有医建议服千年茯苓。请人入深山觅得，他坐着藤床亲自去验看，挖得了，如法服用。果如医生之言，叫他时时存想，把思想集中在一足上（这可能也是气功方面“以意引之”的方法），结果他全身的风湿症者得全愈，仅废了一足。又记得有一热毒盛发之症，医生用了“以意引之”的技巧，告拆病人当在右足上发一极重的痈毒，叫他经常注意此处。结果确是把热毒引聚、集中在一处，而由足上发泄。这种以意志来转移病毒，可说是中医治疗的一法。“疯”字有二义：一是疯颠，一即风湿病。

加减银翘散治鼠疫
倍文斋，清代厦门人。传有加减银翘散，治鼠疫初起。《鼠疫约编》
拱辰丹治鼠疫
清代末年，有存心堂秘制八宝拱辰丹三方，专治鼠疫危症。《鼠疫约编》
【按】从这二条记载，可知清代末年，鼠疫曾传染于厦门等地。疫疾是急性传染病，在医疗条件差的旧社会，如果有人肯施送暑药，病者远近往求，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但缺点是有适应、有不适应，缺乏针对性，略举几个例子：宋代苏东坡，曾在《苏沈良方》中很宣传圣散子，他说：“某年春，杭州民病，得此药，全活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疗效似乎很可信。但又见到很多笔记，写圣散子很多年中害人不少，服之反死。其原因何在？这主要是由于静止地对待人和疾病、药和岁气等问题：查圣散子为草果、高良姜、藁本、柴胡、防风、细辛等被祛风发表等二十味药的组合，总的性质是偏温的。如在寒湿偏胜的暑疫，是对症的；若在燥热流行的岁气，如笔记中形容那样“下咽即毙“，也有可能。
再如，五十年前，杭州时疫流行，进步文学家章太炎先生也精于医学，用白虎汤治之有效，著文刊于报端，救活了很多人。次年上海时疫，遵用白虎汤则多救，广益中医院用紫雪丹、至宝丹，结合西医盐水补液，效果极好。这是因为虎汤是阳明经药方，治暑热在气分；而紫雪丹、至宝丹则是暑热由血分而陷入心包的治法。
再如，二十年前，小儿乙型脑炎在成都用白虎汤有效，在北京用白虎汤则反偾事；改辙用凉营开窍、解热止痉法，得以挽救了不少人。
以上都是说明要理解自然环境对人造成的疾病，自然环境不是静止不变的，人的循环是动的，因而疾病在人体内也不能是静止不变的，必须不执成方，不囿旧说，辨症明确，而后论治，才能不致造成圣散子那样的问题。

哮喘紫金丹
宋代有一妇人患哮喘十年，遍求医者皆不效。忽有一道人货紫金丹，漫购一服，是夜减半，数服顿愈。遂多金丐得此方子，屡用以救人，特为神灵。《奇效良方》引《本事方》
【按】哮喘紫金丹是砒霜、豆豉二药，做成比绿豆小的丸子，治寒哮极有效。
但我有三位同学都在使用上发生过副作用，今略述之：因此丸治哮有效，我们在学校临床时常用之，都有一些经验，但学校（私立上海中医学院）附设的门诊部，是慈善性质，每处一方，即送药一帖，所以在校临床时，没有发生过问题。
毕业后同学大家开业行医，一人在门诊上开三天量，药店配丸药是三小包，病人拿回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