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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基本特点

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为繁荣时期。这一阶段，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急剧过渡，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贵族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搏斗。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彻底摧毁了法国封建制度的根基，而且震撼了几百年来由封建贵族盘踞的整个欧洲。1815年，俄、普、奥等国组成了“神圣同盟”，联合波旁王朝的残余势力，扑向革命的法国。拿破仑与封建列强之间爆发的战争，既维护资产阶级取得的成果，传播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同时又演变为掠夺性的战争。由“神圣同盟”扶上复辟宝座的波旁王室，只维持了十五六年，在1830年7月26至28日的三天中，就被人民群众摧枯拉朽地推翻了。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发展，英法等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严重。19世纪40年代，各国无产阶级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如火如荼；各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日益高涨，终于发展成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运动。自此以后，欧洲其他各国先后向资本主义过渡。19世纪欧美的浪漫主义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法国大革命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带来了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和陈旧的封建意识在文化、思想领域产生猛烈碰撞，这种碰撞在作家头脑中敏感地表现出来，有各种各样的反映。其一，法国大革命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不胫而走，迅速传遍欧洲，深入到人们的意识之中。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动了个性解放和情感抒发的要求。在法国，执政府时期出现了自由主义思潮，贡斯当和斯塔尔夫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这一思潮主张保证个人自由和独立性，要求国家保证个人的人身、信仰、言论、职业、经营、选举、集会等自由，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关系确立后“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的现实。对个人独立和极端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浪漫派作家往往从个性受压抑，个人才能得不到发展，个人愿望和抱负得不到实现等角度，表现人物与社会的矛盾，表现人物在这种矛盾状态中的感情、行动和悲剧。浪漫主义文学描写的以个人的失望与忧郁为内容的“世纪病”，以个人与社会的徒劳对立为表现形式的“个人反抗”，都是由此而产生的。其二，《人权宣言》所宣布的自由竞争的法则，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资产者、小资产者都企图通过巧取豪夺，有朝一日达到权力和财富的顶峰；在革命中破产落魄的贵族，也力图利用新的社会法则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人们对飞来好运的期望变得更加炽热，耽于好梦和幻想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其三，对贵族来说，大革命使他们失去了天堂，于是，悲观颓唐、消沉阴郁的情绪，人生虚幻、命运多舛的感慨以及对神秘彼岸的热烈向往，便纷然杂呈；对资产者、小资产者来说，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图景在资本主义现实面前破灭，不免使他们失望、苦闷和彷徨。这种社会现象和心理为浪漫主义的盛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四，法国大革命对一些作家直接产生了影响。在德国的图宾根，为了祝贺攻克巴士底狱，在大学里竖立了一尊自由神胸像，歌德、谢林和荷尔德林在城郊植下了自由树，《耶拿文学报》刊载了有关大革命的政治著作，《柏林月刊》征集对人权的争论文章。

其次，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欧美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康德的形而上学区分了本体和现象，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人是自然法则的制订者，人的精神具有天生的几种能力：对时空的直觉，对原因、现实、实体和整体的理解。他认为世界本身不像反映在人的头脑里那样。人在建造世界时也形成了认识，由此证明了世界的理想性质和神秘性质。浪漫主义的非理性在康德那里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在道德方面，康德认为只有自由人的选择才能决定一切，任何外在的或更高的法则都不能主宰人，人的尊严在于获得理性自由。康德的继承者费希特认为现实只是人的一种创造，反对自在之物能限制人的悟性。他把人看作征服者，人能对自然起作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强调天才、灵感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心灵提高到客观世界创造者的地位。谢林认为世界中搬演着悲剧，整体中存在着不和谐，但这是生活的原则和希望的源泉。必须从自然出发，达到自我，因为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是自然和作为复杂性与发展源泉的生活之间的斗争产生的果实。如果人的器官对大自然的刺激无动于衷，那就死去了。知识、信仰和愿望的统一，构成人的最高目标。黑格尔对主客体的辩证关系的分析，给康德和费希特逐渐建立的主观主义的个性以理论外衣。黑格尔认为世界的真理在于它的历史中，而这历史是不断变化的；精神就是历史，历史将理性和非理性、必然和偶然，感觉和非感觉混合在一起。他认为人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在自在自为这个意义上，人才是绝对的，自由的，无限的”。总之，德国古典哲学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观性提供了理论根据。至于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