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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真爱相偕，与憎恨无关
——驳《长恨歌》讽喻论说
长沙市雅礼中学
白乐天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以中国史上唐玄宗李隆基与其妃子杨玉环的爱情悲剧为叙述内容，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仍然焕发着生机与活力，并被选入我正在学习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本《语文·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我读了课文后关于《长恨歌》诗旨意的议论，觉得很不妥，故写此文阐明自己的观点。
《长恨歌》之“讽喻论”者首先便提到，诗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即表现了作者对李、杨的批评之意，因为“诗人对唐玄宗的描写都是围绕‘重色’二字来写的，写李、杨之间的欢乐，和写一般男女之间正常的爱情所采取的角度和词汇。有明显的不同”。我不禁想钻一个牛角尖，试问诸位讽喻论者，何谓“一般男女之间正常的爱情”？难得出一个用情如此专一的皇帝，却要说成荒淫昏庸，这与当今“以人为本”的信条还真是有点不符。就算这真不能算是“一般男女之间正常的爱情”，那皇帝与妃子大概也不能算是“一般男女”，又谈何“正常爱情”？所谓“正常的爱情”，难道就不能有柔情蜜意，只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未免荒唐。皇帝终究只是凡人，为什么连正常人的七情六欲也要受限制？
《长恨歌》之“讽喻论”又提到，“诗中并没有抒写唐玄宗对国家倾覆的深刻悔恨，而是大量描写他和杨贵妃之间天人永隔的悠悠情思、绵绵‘长恨’，似乎是在歌颂他们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但是当悲剧的制造者，最终也成为了悲剧的主角时，就更应该回过头来思考这一悲剧的起因了”，这又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观点。试问诸位“讽喻论”者，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过，这一悲剧的制造者究竟是谁？我不认为是唐玄宗自己制造了这一悲剧，因为安史之乱的主谋之一安禄山在杨贵妃入宫之前便已做官，而安禄山认杨贵妃为“干娘”则只是在溜须逢迎、麻痹玄宗，杨贵妃在此事件中只是无辜的牺牲品。要说“悲剧的制造者”，该是封建帝制，使皇帝空有后宫佳丽三千人，却终于只如常人心系一身。
《长恨歌》之“讽喻论”还提到，“诗歌后半部分对李杨爱情的描写虽然很感人，但是由于悲剧正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所以作者和读者的同情心也就容易被鉴戒之心和批判之意所冲淡”，这又是我不敢苟同的一种说法。且不问悲剧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竟说我们的同情心容易被其他情绪所冲淡？！奉劝诸位“讽喻论”者，不要以自己之心度他人只腹！！！只会说风凉话的、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并不具备妄谈他人情感的资格。我并不是情感丰富的人，但我也能感觉到《长恨歌》中刻骨的悲伤，也能依稀想见“君王掩面救不得”的无奈表情，我的同情很纯粹，而且没有被其他情绪所冲淡。
《长恨歌》之“讽喻论”最后提到，陈鸿在他同时创作的《长恨歌传》中说，他的创作意图是“不但感其事，且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这又是受封建儒家（理学）糟粕的影响而发出的一种谬论！他竟将一切悲剧归咎于所谓的“红颜祸水”！岂不知“征战需男丁，安宁着妇人”？前有“尤物”昭君出塞和亲，方得汉家多年安定。况且根本是唐玄宗“重色思倾国”，先看中了杨玉环！如果他不是这样，“惩尤物”又有什么意义？而且“惩尤物”治标不治本，更有悖于如今提倡的“人文主义”思想，纯属无稽之谈。
综上所述，我坚决反对“《长恨歌》讽喻论”。这场悲剧，与真爱相偕，与憎恨无关。
——谁言君王无能爱？如此长恨当作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