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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污名化：隐喻、意识操纵与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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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绍福
【摘要】对新冠病毒的污名化和隐喻性思考，实质是一种意识操纵。通过污名化新冠病毒，以制造范式、左右情感、合谋媒介等方式进行意识操纵，既能找到替罪羊，转移责任，又能达到丑化中国国家形象、翻新“中国威胁论”的目的。因而，应当对新冠病毒的意识操纵进行有力的揭露、批判与反抗，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回归疾病本身。
【关键词】新冠病毒意识操纵隐喻污名化
【中图分类号】D912.7【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22.013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恐惧与灾难，但更可怕的是，一些国家及其政客们在这样本该鼎力合作以共同抗疫的艰难时刻，却把精力放在了“污名化”的“事业”当中，将引发肺炎的新冠病毒煞费苦心地贴上了“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功夫流感”等种种标签，硬是要把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上升为意识形态问题，不遗余力地大搞意识操纵。毫无疑问，由此会带来一系列政治社会后果，甚至可能导致政治社会风险如同涟漪般不断放大。
病毒的污名与隐喻
由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带来了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共同抗疫应当是世界各国的理性选择，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甚嚣尘上的聒噪杂音，给全球抗疫蒙上了阴影。总有人时不时有意将新冠病毒贴上贬损性、侮辱性的地域、国别标签，对新冠病毒进行种族污名化、地域污名化以及隐喻化思考，大搞意识操纵，以期达到道德审判、政治甩锅乃至政治抗争的目的。
病毒的污名化。污名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指代身体记号，而做这些记号是为了暴露携带人的道德地位有点不寻常和不光彩”。[1]沾上污点、受到轻视，这是污名所呈现出的典型特征，能够“使人大大丢脸”。污名既有对个体的污名，即对人的身体和性格缺陷的污名，是刻附在人身上、带有恶名和耻辱性的标签，也包括对集体的污名，如对种族、民族等集团性污名。而随着被污名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有对人、种族和民族的污名，而且还包括将地域、技术或产品等贴上污名性的标签。一旦这些对象被贴上污名性标签，意味着其存在状态出现异常，陷入不正常的境遇，由此会遭到旁观者的贬损、否定、怀疑、排斥乃至敌对。形形色色的污名往往具有同样的社会学特色，即“某个人本来可以在普通社会交往中轻易为人接受，但他拥有的某种特点却会迫使别人注意，会让我们遇见他就感到厌恶，并声称他的其他特征具有欺骗性”。[2]侮辱性、贬损性的负面标签会使得蒙污者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与不公，遭受社会冷落和政治排斥。
污名化则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指“人们选择人、地域、技术或产品的特征，并诋毁、歧视这种特征的持有者，甚至可能构建一套污名‘理论或‘情节来解释这种劣等性及其根源的过程”。[3]污名化的过程就是施污者对蒙污者贴上污损性的标签，放大、夸大蒙污者的负面形象，并进一步固化蒙污者的刻板印象，集聚负面情绪和激荡社会排斥，由此引发歧视与偏见的过程。简而言之，污名化就是按照“贴标签—固化刻板印象—聚合负面情绪—引发排斥、歧视、偏见”的进路，使得蒙污者形成“受损的身份”的动态过程。
对新冠病毒的污名化，既选择了对人（如将病毒与黄种人、亚洲人、中国人等联系在一起）的污名化，又选择了对地域（如亚洲、中国、武汉等）的污名化。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站在道德制高点，从贴各种标签开始，对新冠病毒进行污名化，意欲把中国刻画成恐怖、邪恶的形象;不断兜售“中国威胁论”，妖魔化中国形象，希望由此引发对中国人、华人乃至黄种人的隔离、排斥、偏见与歧视。这种污名化具有负面性、快速污染性、破坏性、顽固性等特征，一旦形成，就会刻板固化下来，并快速传播，短期难以消除与正名。
病毒的隐喻。在日常用语中，人们常用一些“特定的污名术语，以此作为隐喻和意象的一种源头”。[4]疾病的隐喻，久而有之，古老隐喻的幽灵甚至时不时得以重现。尤其是能够引发群体性恐惧的流行病，更是常常被污名化且被附上各种隐喻。新冠病毒也逃不了这样的宿命，其被有意用作修辞学工具，或者确切地说，是被当成隐喻来使用，从而使得肺炎不再是肺炎本身，而是被附加了诸多道德判定和政治寓意。
在欧洲历史上，对疾病采取隐喻性思考方式就未曾消停过，并形成了隐喻的谱系。如麻风病、腺鼠疫等都曾被隐喻化，喻为“对宗教、道德或公共安宁有毒的”“道德上有害的或邪恶的”。[5]无论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历史，还是后续的欧洲历史上，只要疾病越具神秘性和病因越有多重性，就越有可能被当作隐喻来使用。中世纪到近代欧洲更多是从社会和道德意义上对疾病进行隐喻，对疾病的隐喻摆脱不了道德污染的观念，且变得越来越荒诞、歹毒，更具蛊惑性。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