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基本特性.doc

秦志希.论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基本特性[J].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8,(01)1-7.
传播使文化得以延续、创化、演进，同时特定文化又对传播行为提出规范与评价，对传播起到深层的制约作用。因此，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特性，也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
传播体制:“定一茸”的一元格局

社会政治结构与传播结构存在着共协关系。英礼士说:“传播方式与频道决定社会控制的方法和政府的体制。”(祝基洼《政治传播学》，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83年6月，。)从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传播体制。传播体制直接表现着社会政治文化机制。
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流动性的商业贸易活动，冲破了原始时代为血缘纽带，逐步形成了社会权力和传播的多元格局。当时社会主要有三个基本的信息流通群体，一是君主政客及伴随城镇与行会发展起来的城镇政治领袖，二是充当精神领袖兼教育家角色的教会牧师，三是随城镇商业发展逐渐壮大的商人阶层。“这是三个不同的掌权阶级”(赫·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它们鼎足而立，各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利益并掌握了独立的社会资源包括信息资源。
中国情形与此不同。中华民族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习惯，使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长期保留，形成了自周以来的宗法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原理是家国同构，“血缘—宗法一一等级”三位一体。由秦一统天下，国家权力乃“别黑白而定一尊”(《史记·秦始皇本纪》。)。家国同构的一元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传播体制的一元格局。皇帝既是政治权力的主宰，同时又是全社会信息的总源和总汇，对社会信息具有绝对的制导权。正如荀子所说:“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彼将听唱而定，视仪而动”(《荀子·正论》。)。应当看到，历代朝廷也有注意民意、舆论的机构和制度，如皇帝召集大臣会议难于处理的事情的集议制，设谏官、御史以备纠绳百官、评论施政得失的净谏制度，驳还皇帝“诏令”的封驳制，朝臣轮流晋见皇帝、陈献个人意见的转对制，以及皇帝下诏求言制，臣僚士庶致意皇帝的上书制等等，客观而论，这些制度在正常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避免专断、偏颇、拾遗补阅、广开言路的作用，但是这些制度又都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意志，它们很难真正起到对皇权的制衡作用。
传统社会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使其不可能建立超然于权力中心以外的信息集散机构。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以皇帝为首的庞大的官僚系统是“这个广大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惟一的精神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9卷。}“这惟一的精神联系”，也可以说是社会的惟一正规的信息渠道。为维护传播的一元体制，使“政出一人”，一方面，皇帝总是适时地调整官僚系统内部的构置及权力范围，如皇权与相权矛盾突出时，有意提升尚书的地位，以削弱相权势力。后来，又以门下省、中书省取代尚书省的地位，执掌举国机要、献纳等信息出入要津，以期有效地控制官僚系统这一政治信息通道。另一方面，对正规信息通道之外的各种传播渠道及异类的意识形态，则采取贬抑甚至强硬的排斥态度。在孔子看来，非正规的道听途说，就是对道德的背弃。荀子主张“齐言行，壹统类’，(《荀子·非十二子》。)，将“不官而衡(横)至”的信息称之为“流言”、“流说”、“流谋”等等，他认为“治怪说，玩奇辞”的人淆乱社会秩序，乃是“奸人之雄”，必先诛之。荀子在思想意识领域倡专制之先声。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暴力强制手段首开思想专制的先例。汉董仲舒打出，“崇儒更化”的旗号，使儒学在文化思想领域取得独尊地位。到了明清的沉暮衰落时代，统治者大兴文字言狱，严酷地钳制着文化思想界，使大批儒生因文字言谈惨遭横祸。在漫长的传流社会历史进程中，各种外来的文化思想，各少数民族思想习俗入注中原，又都被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消融、改造。可以说，一部传统社会文化传播的历史，除了短暂的隆盛时代“有客乃大”的多元格局外，更主要是依赖人为暴力及本土文化所固有的强大同化力，来维护和支撑着文化传播的一元性。而这种一元性的传播活动正有利于“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巩固。
在一元传播体制的统制下，传统社会一些重要的传播类型和大的传播活动，要么在君王的强力控制之下.要么在儒学意识形态的制导下运行。释传为皇帝及官僚体系所直接控制，是一个封闭的信息流动网络，主要供皇帝和各级官府交流信息之用，除有少量官员的私人信件可参与流通外，普通民众不得染指其间，从而也就排除了各种社会信息的大规模的有效流通。骚传功能单一，正如梁启超所说:“释道骤使，做中央统制地方的利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同样，在传统社会运转长达1300年之久的邸报，也是被官僚体系所控制的信息交流工具，被人称之为“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官文书”，其传播内容主要是皇帝圣谕，朝廷公布的法令和大臣奏折，此外偶刊社会零星消息。在这些内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