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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中的“国民”议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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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近代法治国家塑造合格国民，是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常见议题。 该议题的起源，可追溯至清末新政时期。在20世纪初，思想界与言论 界部分人士提出了“国民程度不足论”。该论点的要旨为：当时多数中国 国民并不具备近代国民所必须具备的智力、道德或法政知识水平，因 此中国不能遽行立宪，而须经一定时期的预备工作，待“国民程度”发达 圆满，才能实施包含国民参政权在内的近代宪法。这种意识甚至在某 种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实践：鉴于“民智未开”，正式国会被宣布必须迟 至1916年召开；当各省咨议局首度进行议员选举时（1909年），只 有0.42%的中国人获得选举权。因此，严肃对待和反思该时期言论中 的“国民程度”议题（或简称“国民”议题），对于更为透彻地理解清末变 法的思想与实践，具有足够深刻的助益。 “国民程度论”不单纯是为拖延改革而寻找到的借口也，不仅是对底 层民众的阶级偏见，它是当时中国顶尖知识分子集体性思考和论争的 产物。因此，有必要从思想史的层面严肃地把握和厘清这一议题，并 初步探究该议题的思想乃至学理根源。1905至1907年间发生在革 命、立宪两派之间的思想激战，便是“国民程度”议题的发展高潮本次。 论战的平台，主要是立宪派刊物《新民丛报》和革命派机关报《民报》。 论战的主将，一方是《新民丛报》主笔梁启超，另一方则是陈天华、 汪兆铭、胡汉民等革命派人士。在论战中，双方就革命是否会招致列 强干涉和瓜分、种族革命是否需要与政治革命并举、社会革命与土地 革命是否为中国所必需、中国能否实行共和政治等重大议题，展开了 针锋相对的辩论。在争论中国能否实现共和立宪政体时，“国民程度”成 为一个重要议题。研究此次论战的部分学界成果，已涉及“国民程度”这 一主题。但总体而言，相关作品对该主题的探讨皆稍嫌简略，一方面 未能系统厘清论争双方在“国民”议题上的辩论逻辑，另一方面也缺少 对该议题之思想根源的探讨。本文尝试以革命、立宪两派“国民程度”之 争为核心研究对象，并兼及该议题在清末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发展历 程。 2梁启超的“言论大变” 梁启超自1898年秋百日维新失败并流亡日本后，尽管不断出现 言论上的反复，但明显体现出对以革命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国的政治 策略的同情。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留当时梁与康有为及其他同门 的书信往来情况看，梁在这些书函中几乎是清一色地主张革命论调。 梁在此时发表的某些重要作品，如《卢梭学案》和《新中国未来记》， 也是明显呈现出革命与共和的诉求。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梁启超对于中国普通国民是否具备立刻实施 共和立宪之能力这一问题，在内心层面仍有所保留，但他在其时所持 政治立场，却导致他不曾将该问题予以公开暴露。然而，1903年梁的 美国之行，却最终导致他的政治立场及其在“国民程度”问题上的公开 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1903年初，在美洲保皇会的邀请下，梁启超怀抱考察在美华人政 治状况的目的，开始了长达九个月的北美之行。梁此行的足迹，几乎 覆盖美国东、中、西部各重要城市。由于旧金山在当时拥有全美数量 最多的华人（约两万七八千人），所以梁在旧历八月抵达该市后，便 以此地华人为代表，“研究华人的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研究的 成果，便发表在《新大陆游记》一书之中。 众所周知，此次考察的直接后果，是梁启超通过对在美华人之状况 的观察，对于一般中国国民实行共和政治的能力，产生了根本性质疑。 他发现，即使是在美国这个共和国，华人的种种习性仍与共和政治格 格不入。通过对各种华人团体之运行状况和相互关系的观察，梁承认： 华人只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只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 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华人尚且“无高尚之目的”。这种 毫无自治能力与政治德性的群体，在共和政治的“放纵”下引，发了社会 秩序的极度紊乱：“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 梁所获得的结论只能是：“以若此之国民”，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皆不可 行，而强行采用这些制度，将“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因此，梁此时明 确声明：“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当梁启超返归日本后，便借助其所掌握的《新民丛报》这一平台， 转而极力反对其从前支持的革命派各项主张，并对当时中国国民是否 具有实施共和立宪乃至君主立宪的能力，提出强烈质疑。标志着他“言 论大变”的一个作品，是发表于《新民丛报》三十八、三十九合号上的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下文简称《伯伦知理之学说》）一 文。在该文中，梁主张，欲实行共和政体，国民必须具备足够的“共和 诸德”，“故行此政体，而能食其利者，必其人民于共和诸德具足圆满， 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