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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意识与知觉美学

在20世纪的现象学思潮中,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以其严谨的哲学体系，和对问题的相当深入的探讨，成为一代现象学大师。他对"身体"的现象学分析，对"现代艺术"的关注，使得他的理论延伸到一个全新的领域，至今仍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庞蒂的哲学是以"知觉"为其研究中心的。知觉研究意味着知觉构成了一切知识的基本层次，对知觉的研究必须先于所有其它层次的研究。知觉研究与语言研究紧密相关，当知觉运用于社会领域，即言语和语言的时候，凝视和言说就必得面对整个社会形式的关联结构。换言之，在交往以及交往的变态关联中进行考察，这种关联势必包含着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尤其是"言语和语言"的文化现象。庞蒂对现代社会寄予希望，相信社会改造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感性或知觉的改造。这一看法使他相当重视现代美学和艺术话语，因为只有美学和艺术才可以重新煅打人的知觉，而使人以全新的方式去重新审视世界和自我。一主体身体与自我自由在《知觉现象学》的结尾部分，梅洛-庞蒂已经提出了关于"人的解放"和人在历史行动中"发展"等一系列的思想。这一思想到了他的中后期，尤其是他的《辩证法的历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他认为，人的解放和自由隐藏在人类意识的能力中，个人建立起来的意义领域是自由世界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自由与主体性密不可分。"主体性"观念是与"时间性"紧密相联的。主体具有一种"出神性质"，而时间的出神性质和禀有时间性的主体的出神性质具有内在同质性，因而主体不仅是在时间中，而且承受着时间并经历着时间。他被时间所渗透，他也是时间的意义过程本身。世界与主体构成相关的语境，主客体相互依赖，使人可以走出现代性困境。梅洛-庞蒂强调主体的存在是在世界中的存在，那种所谓世界中的"纯粹主体"和"观念主体"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作为"我思"的个体难以承担的。要建立关于现世社会和时间性中的主体，只有去阐明主体和身体，同时阐明主体之间的性质，因为，主体只有在主体之间才能具有自己的完满性和现实合法性。对"身体"的重视，梅洛-庞蒂尤其关注在现世中人体成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中介性质，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当中，人总是通过躯体，通过触摸或凝视，通过姿态，通过言说等多种方式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使人由客体成为主体，并由主体成为主体之间的"真正主体"。人可以获得自由，然而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是主体与世界彼此作用互相规定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不仅是我们选择世界，世界也选择我们。自由是在这种独特的意义领域背景中突显出来的。人不可能获取完全的自由，人的行动不可能用宗教式的因果律来加以说明。同样，也不能将人看成是绝对自由的，人不可能有了自由就可以决定自己，决定世界的某种进程（萨特）。梅洛-庞蒂反对这两种看法，认为自由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自由，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和在一定的社会语境的的自由。自由有两个限制因素，一方面，它是从自我存在的形式开始的，而自我对这种形式却难以加以控制；另一方面，自我的选择实际上并不是自觉的选择，而是潜自觉的或实际已存在的选择。或许是，一切选择都是被选择。人类主体通过不断的辩证秩序过程在一个主体间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物质作为联系人和世界的纽带进入了人类的生活，同时把人引向了自由。也就是说，在梅洛-庞蒂看来，人既非是生而自由的，也不是具有绝对自由的，相反，人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社会思想结构和社会经济实践活动中，是一定经济活动实践的产物，遭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总体结构的制约。所以，科学、艺术、宗教、哲学观念都是这种经济方式的延伸，人只可能通过这种文化客体的传播和理解去获取自由和对自由的理解。对现象学而言，这些文化客体是通过主体与经验世界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人的自由只能从中产生出来。梅洛-庞蒂强调现实的主体间性，认为人类主体在一个通过它才存在的自然和历史的世界中发现了自我，它自己也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梅洛-庞蒂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以及《符号》这两本书中，对自由和自由王国加以阐释。他的阐释已经脱离了纯粹现象学的观念阐释，而进入到民主制度、现实环境、意识形态和专政机构等社会政治的分析中。他认为，"一种名义上自由的政权，实际上可能是压制自由的政权。"他通过人的自由已经看到了人的不自由，甚至是对人的威胁和暴力的状况。因此，他不再像萨特那样去追求纯粹绝对的自由，而是强调在社会中只有有限的自由，不可能将自由永恒标准化和空洞抽象化。他对自由的呼唤，对自由标准的厘定，使他总是把憎恶暴力、拒绝混乱、呼唤博爱自由和维护人类的尊严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只是他认为，处于当今世界这种自由博爱和人类的尊严，似乎尚未找到自己依托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土壤，所以，它是一种飘泊不定的、有限的、待定的自由。从以上对主体观和自由观的分析可以看出，梅洛-庞蒂不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现象学家，而是走出了现象学的逻辑思辩而进入社会文化领域的现实存在的理论家。他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