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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的近世》札记
绪论东洋近代史的意义
学术界对西洋史研究的历史三分法，即把历史划分为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期，已得到普遍认同。但是否普遍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却存在不同见解。在宫崎市定先生看来，欧洲是世界全体中的一个特殊地域，它的历史发展模型很难原封不动地用于其他地域。但如果我们只将它作为一般性样本来处理，就必须做出若干修正。
宫崎市定先生将欧洲史古代、中世、近世的特征总结为：古代是希腊、罗马的分散都是国家群逐渐统一，成为罗马帝国的大一统过程；中世是这个大一统破裂以至封建分裂的继起时代；近世则是重新走向统一的时期。接着，他举统一倾向的例子，将希腊与罗马作对比，希腊无法统一，而罗马虽靠武力获取统一，但实际上罗马人拥有比希腊人更为进步的优点，即组织力。罗马组织里的来源于从都市法开始并发展为世界法，并将罗马市民权推广至所征服的地区。虽然这种思想的源流希腊人早就有了，但是把它实行出来的是罗马人。正因如此，才拥有了如此强大统一的罗马帝国。
此外，不论什么何时何地，要求统一的的向心力和希望分裂的离心力必然是同时起作用的。而中世便是统一实现后，向心力逐渐衰退，离心力起强大作用的时候。因此，罗马统一不论是外延方面还是内含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统一的角度看，中世史是明显的逆行和倒退。但它的特性不在于向外部放射光辉，而在于面向内部从容不迫的贮存实力。与此同时，分裂割据产生了一系列的弊端，即各小地域因利益互相冲突时时常潜伏着发展为武力战斗的危险。于是引发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欧洲也从此进入近世。
此外，都市财富力量的增长发挥了另一更重要的作用，即国民主义的勃兴。国民主义以已经存在的民族作为基础，不仅结合现存势力，更必须牺牲处于中间的少数势力，将他们吸收。列举法国、德国统一的例子，法国民族虽存在较大差异，但统一过程中却极大地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的自觉。而德国因其国境内的各种斯拉夫系民族并未得到牺牲固有的民族意识，因此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与此相反，瑞士语言虽然多样，却完全达到了国民自觉。说明以民族自觉为基调，即使是在分裂的中世也能走向近世的统一。
将这种历史分法运用于其他地域，要注意到历史研究中的地域和地理地域中的差异，不是单纯的看地图划分，而是要打开历史去探求。从这个立场来说，宫崎市定先生将日本与中国合体称为东亚以作对照。
宫崎市定先生将东洋古代史的发展概括为：始自春秋时代的都市国家割据，经战国时代的小统一，达至秦汉大帝国的全盛期。主要倾向是由割据走向统一。将东汉帝国媲美于罗马帝国，北方民族的军阀势力与日耳曼雇佣兵相比，并讲述分类割据的局面。但与此同时，也有出现表面的大一统时代，即唐王朝，其统一轨迹和日耳曼帝国统一轨迹相同。而唐王朝的统一盛世没有长期延续，唐中叶以后，中世的割据分裂的离心力较为强劲。五代时期的分裂割据则成为最初也是最后一次大分裂。
宋朝用武力统一天下，同时也运用经济手段统治维系，因此宋朝时以商业统制作为中央集权基础君临万民的第一个统一王朝。而宋朝采用的商业统制一方面是压迫自由企业，另一方面却意味着商业保护。宋朝以后，出现了强烈的自觉和意识的国民主义相互对立，因而汉朝是亡于对立的异族国民主义而非篡位。再比如，宋朝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和亲的事例，这表明中国王室与外国王室的联姻再也没有政治意义。这种国民主义对立的结果，使中国民族的团结遭受破坏，又使强大的异族王朝把国境向中国领土内推进，如元朝。但自元朝之后，即使是有大统一，却也无法使异族产生同样的国民自觉。
一般而言，欧洲的近世是指文艺复兴以后，因而基于上述，宫崎市定先生将宋代以后作为东洋的近世。
一世界和东洋交通的概况
过去的一种观念是极其蔑视交通在历史活动中所起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交通在历史活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长城一直延伸至西方，其主要目的虽然不是在保护汉民族，但是却是保护了与西域的交通路线。此外，宋朝与西夏小国的频繁战争也是因为交通的原因，这充分体现出交通的重要性。
人类文化的发展也因交通得以发达。爱斯基摩人和南非、澳洲的土著居民文化不繁荣的原因在于交通闭塞，为一般人的进步所遗忘。而其他地方的发明因为交通而成为人们的共有物，其他地方受到这些刺激，又作出更新的发明。也就是说，文明因为交通而得到传播，各名族文化在传播中争相发展，从而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而那些交通闭塞的地区，因无法接获得这种文化传播的利益，因而相对比较落后，文化水平的差距也愈来愈大，他们在意识上也更加抗拒外来文化，加深本身社会的封锁性，与外界的文化交通变得日益困难。
从交通所获来的利益，单是对外界取得异物的惊异和热爱，便足以成为推动历史的巨大原动力。比如说欧洲人受南海香料的吸引而活跃于海上，北方游牧民族热爱中国的茶而联合起来成为中国的威胁等。与此相反，德川时代日本的锁国政策令日本停滞不前。
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