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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医疗改革之路

1985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出，"卫生部门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中国医改由
此启动。但从一开始，医改就缺乏明确的方向，几乎每一条改革路径都走过试过。公立医院
的管理体制、政府的补偿机制，多元化的办医格局和全民医保等等还在摸索中前行。

1992-1999：老医疗卫生体系瓦解，医疗体系向市场化进军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掀起新一轮改革浪潮。"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
此时风行各个行业，卫生系统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企事业单位不再办"社会"。单位里的医务
所医务室纷纷取消。城镇职工进医保，有病上医院。但一些单位缴不起医保费用，全部由职
工自己负担。在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乡镇和村办集体企业多数拍卖，合作医疗卫生体系解
体。
基层医疗机构作为疾病治疗的第一道防线全面解体，门诊的病人全部挤到了医院。特别
是城市中的大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承受了空间的压力。看病难的问题开始显现。
1992年，卫生部要求医院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成绩。同时提出，卫生
事业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
这一时期，医院创收热情高涨，政府财政投入比重降低。除普通病房外，医院还开设了
"特需"病房，有单间甚至还有套间病房；当时，"专家门诊"开始出现，还有"点名手术"，其
中专家门诊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些创收方式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公共医疗资源。普通人看病需要付出更高价格。同时，
由于地方财政投入不足，因此允许基层医疗机构实行以药养医，医疗机构于是通过提高药品
价格来补偿收入。
早在80年代中期，国家有关部门允许医院药品加成最高不超过15%，其初衷是把暗扣
变明扣。但多数公立医院，走得太远、太过，对药品的批零加价太高：据国家发改委调查，
全国医院药品加成平均达45%。
按当年价格计算，在1989年-2002年间，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城市居民人均收
入增长速度的一倍，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
90年代的医疗改革，完全发端于当时的市场化浪潮，因此改革本身是盲目的。鼓励医
院创收、允许药品加成，"堤内损失堤外补"，一切交给市场，但政府在甩开包袱的同时，也
让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浮出水面。

2000-2004：医院拍卖改制潮来临，药价在监管下越走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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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的医疗体制改革将一切推向市场，医药费问题被走上前台，如果说允许药品加
成为高药价提供了庇护，药品集中招标则开辟了另一个寻租空间。
2000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
见提出，实行医药分开，试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同出一脉的两项政策，经精心选择后，却
一衰一盛："医药分开"遭到坚决抵制，而药品集中招标却迅速推开并做大做强。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纷纷成立了新机构——招标办。但招标办只管招标，实际是收取"进
门费"，药企要对医院进行二次公关，才能拿到订单，滋生腐败的空间自然不小。
这种逆市场的行政干预、垄断经营，生出诸多怪像：同品种、相同质量的药品报价最低
的未中标，中标的都是价格较高的；标底过低，企业除非假冒伪劣，否则无法接受。
另一方面，在行业监管上，卫生部门却大撒手，药品进了门后爱加价多少加多少。因此，
政府招标采购，实则是为医院在药品销售中谋取最大的利益。
原本希望在药品采购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透明度降低药价，但结果不仅坚冰未打
破，医药也未分开，反而是"药品政府招标采购"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厂商、各级代
理商、医保部门、物价部门、药品招标采购部门、医院（医生）均拴在一起。而真正钱买药
的患者只能坐视药价攀升。
由于卫生费用主要来自地方财政，在地方财力不足、医院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引入社会
资金，对公立医院进行拍卖成为最终选择。2000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医疗机构
合作、合并"。一场以卖医院为主的产权改革由此揭幕。
在这轮改革中，做得最彻底、引起最多关注和最大争议的，是江苏宿迁市。5年间，宿
迁原来的135家公立医院(卫生院)，除保留两家外，其余133家均被拍卖。
种种迹象表明，此时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已是一套交互运作、各方配合得天衣无缝的
商业服务体系。从常识上判断，患者是"上帝"；但在药品这个特殊市场，只有医院和医生，
才是"上帝之王"。
2003年春，SARS突然在中国流行蔓延，卫生部门应对失误连连。中国公共卫生系统被
彻底击垮。也是到这个时候，政府才开始反思中国医改的道路。

2005：医改突然变奏：市场化非医改唯一方向

持续了十余年的医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向了社会，患者也承受了高昂的医药费。市场
化没能推动医疗事业的发展，反而是南辕北辙——市场化的医改遭遇失败。
这一年，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