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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位商思想探析

《孟子》的位商思想探析任民位商是检验一个人能否正确选择自己的位置并适应其当前所在位置的商数，也叫位置智力、位置智慧。位商与智商、情商相关联而又具有独立性，是一种来自灵性的力量，很多智商、情商高的人却在择位、守位时步履艰难，原因在于位商较低。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儒家就对位商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孟子》一书建树颇大，提出了尊位、识位、立位、和位的思想。一、尊位尊位，即尊重每一个社会岗位。因为每个社会岗位都是服务社会的平台，而且，各岗位之间存在着相互服务的关系，“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滕文公上》）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其他岗位提供的服务。因此，位商首先表现于尊重社会的每一个岗位。1．尊重“在位”者。一个人不管出身、年龄，只要“在位”就应该受到尊重。在《告子上》中，孟子举例说，从伦理学的角度讲，在叔父和弟弟之间，当然应该恭敬叔父，可是如果弟弟在祭祀活动中充当受祭的尸主，就应该首先恭敬弟弟。同样，平常恭敬哥哥，但在乡党生活中，要首先表达对本乡长者的恭敬，因为按照乡党社交礼仪，他处在应当受到尊重的位置。事实上，尊重“在位”者，不啻对人尊重，更是对社会分工和社会规则的尊重，归根结底是对社会的尊重。2．树立服务心态。既然根据社会分工，每个“位”都是服务社会的平台，“在位”者都是互相服务的关系，那么，人只有在服务中才能体现其价值。所以，孟子特别强调领导位置更是服务社会的平台，领导者必须首先树立服务心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尽心下》）认为一切政治权力，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来自于民众的`认可，因此政治领袖必须关怀民生，实行民本政治。如果诸侯危害社稷，残民以逞私欲，就应该将他罢免！《梁惠王下》孟子引用《尚书》话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认为政治领袖跟教师一样，都是天降生下来帮助上帝爱护百姓的，百姓的问题，都由政治领袖负责，政治领袖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担负着服务天下的责任。因此，必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而不是作威作福。以后这种思想被范仲淹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启示今天的领导者，不管地位有多高，都是一个服务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识位识位，即正确理解社会上的各种位置。孟子提醒人们，位不仅有纵向等级之位，横向分列之位，还有可以抗礼之位——爵位、齿位、德位。《公孙丑下》：“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是说稳定社会的秩序标准有三种：爵、齿、德，这三种秩序标准是天下人共同尊重的，可以相互拮抗，因此，社会地位不应当单纯由权力大小决定，应该充分考虑年龄、道德因素，把序爵、序齿、序德结合起来。这种思想对于今天组织社会活动，仍有极大的指导价值。比如行政会议固然应该序爵，而校庆属于乡党活动，就应该序齿——按年龄排座次，至于让英模坐主席台则是序德。笔者联想到墨家之所以在秦汉之后迅速消失，就是因为主张爱无差等，搞平均主义，没有秩序标准。而儒家在秦后大行其道，因为比较尊重现实，建立了爵、齿、德三种既相拮抗又和谐统一的秩序标准，使儒家思想成为非常好的维稳因素，因此从汉武帝时起就在中国获得了统治地位。在这三种秩序标准中，孟子尤重道德标准，甚至把它上升到天爵的高度。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可见，天爵就是道德成就，人爵就是世俗权力，人爵使人一时显赫，可是天爵却使人一生自信踏实。所以天爵高于人爵，仁义忠信等高贵品质高于公卿大夫职位。如果一个人相信天爵高于人爵，则无入而不自得，“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下》）反之如果一个人认为人爵高于天爵，则为了做官发财，就可以不择手段，定为卑污之辈。所以，孟子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让爵位、齿位、德位处在动态平衡的关系中，既有对行政权力的尊重，也有对老人的恭敬，又有对优秀人物的景仰。三、立位立位，即确立自己在天下的位置。在孟子看来，立位必须坚守两个前提。1．自尊自贵。孟子曰：“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告子上》）意为每个人都有值得尊贵的东西（指道德），只不过忙起来不去想它而已。别人给的富贵，别人照样可以拿走，因此不是真正的富贵；真正的富贵是用仁义道德充实了的精神富贵，有了它，就不会羡慕人家的肥肉细粮了；有了它，自然会有广泛美好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