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回流.pptx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乡和区域间转移就业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显著的因素之一。但自2004年以来，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跨区域农民工回流现象，且有扩张的趋势。

问题：主导农民工选择就业地点的经济因素是什么？
1.人口迁移过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作出的反应，只有当劳动力估计在城市部门的预期收益高于在农村的收入时，迁移才会发生。(托达罗，1969)
2.劳动力跨区域远距离的流动类似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实际收入、工作机会、工作环境、迁移距离、失业保险以及工作外收入等因素是影响劳动力跨区流动的主要因素。（Fields，1979）
3.劳动力跨区域之间流入流出的动态过程呈倒U型曲线，初始阶段，由于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和社会结构的外向型变迁，在中短期出现外迁的扩张，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对本地传统的回归，迁出率下滑。（Rotte&Volger，1999）
4.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是迁移的预期净收入，而工作目的地的生活费用是决定迁移者能否找到工作和是否留下来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肖文韬，孙细明，2003）
5.输入地劳动力市场与输出地劳动力市场各自所在的当地宏观经济状况大为不同，使得在农民工流动的经济行为方程中，包括通胀率、住房成本以及其他消费性支出也是劳动力供给流动与否的重要参考因素（都阳，蔡昉，2004）。

我们的看法：
影响农民工跨区域迁移决策的主要经济因素是收支余额的大小，即名义收入减去生存成本后的净余额。
在理性人假设下，农民工的经济目标为：

单纯从经济意义而言，收益最大化是农民工外出工作的经济目标，这表明名义工资的差距会是农民工选择工作地点的指标之一，但最终决定工作地点选择的要素是收支余额的大小。

1.收支余额的估算
（1）收入
由于我国农民工从业仍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制造业占35.7%，建筑业占18.4%，且性质主要为城镇自营企业）。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参照制造业和建筑业两大行业的城镇私企单位平均工资，按各单位的工作人数进行加权。并且根据《农民工监测报告》的各区域收入数据，对上述收入指标进行对比拟合以获得可靠的估算数据。
（2）支出
按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户的消费数据作为农民工在城市衣食住行消费的替代。
2008年到2012年，最低收入户全国月平均生活消费支出从453元增至730元，东部从628元增至915元，中部从422元增至682元，西部从415元增至691元。2012年外出农民工全国平均月生活消费支出为892元，大城市（直辖市及省会城市）为972元，中小城市（地级市）为911元，小城镇为807元。

历年农民工收支余额变化

从1992年到2012年，农民工月平均收支余额（未扣除物价因素）从270元增至1586元，东部从319元增至1700元，中部从236元增至1622元，西部从220元增至1623元。《农民工监测报告》指出：2012年外出农民工每人月均收入结余1557元，中部、西部地区农民工在东部地区的收入结余分别是1518元和1344元。2.收支余额的区域差异
从1992年~2012年数据来看，我国农民工平均年收支余额水平从3142元增至7740元，从区域看，年收支余额水平由东部、西部、中部依次递减，东部平均从3828元上升至8493元，西部平均从2932元快速增加到7024元，中部平均从2700元增至6887元。
2、农民工主要输出、输入地的收支余额差异变化
第一类输入、输出地集合：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等6个主要输入地和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等9个主要输出地。
第二类输入、输出地集合：根据2012年中国人口年鉴“来自省外务工规模”和“其占务工总规模比例”两项指标，筛选前八位的省份为主要输入地，按“来自省内的务工规模”和“占比”选取前十二位的省份为主要输出地。
3.模型四、中国农民工跨区域回流规律为了更好地揭示各省的回流规律，采用2001—2012年间我国31个省区的收支余额数据以及各省务工规模、结构数据建立一下模型：

式中：
i——地区
t——时间
σ——该省务工结构中来自省外的比例，0<σ<1
δ——该省城镇务工人均收支余额水平与农村居民人均收支余额水平的差值和全国的相应差值之比，表示该地区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或其他地区对劳动力流动的吸引力，δ>1则吸引力强，反之亦然；
D——虚拟变量，当δ大于或等于1时取值为1，相反则取值为0。
μit——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γi——地区不可观测效应。

回流规律模型结果
1.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地区大均衡战略影响，各地的收支余额水平相差不大，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率先发展，差距快速拉大，追赶系数的下降使沿海省外务工比例上升；随后，由于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