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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习得对母语的影响研究论文

一、概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语言学家VivianCook提出多语能力的概念（Multi-competence），即语言学习者大脑中并存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能力。而早在Cook提出多语能力之前，UlrichWeinreich就在LanguagesinContact一书中提出任一语言都会对相并存的另一种语言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被称之为干扰或效应。在干扰影响提出后，关于母语对二语影响的对比分析（ContrastiveAnalysis）、语言迁移（transfer）等二语习得理论不断出现。一直到21世纪初，以Cook为主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二语对母语的逆反效应。Cook指出二语对母语的逆反效应有三种形式：积极效应，消极效应和中间效应。通过研究二语对母语的逆反效应，可以有助于多语学习者更好的习得和提高多语运用能力。二、母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的同异二语习得与母语习得在习得顺序、习得环境、习得动机等很多方面是有差异的，但是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二者也有共性，语言研究者在对二语习得和母语习得研究上也存在理论异同。（一）母语习得母语是指语言习得者从出生起开始接触并习得的第一语言。根据行为主义的观点来看，母语在大脑中习得过程是：语言刺激-语言神经反应-语言强化-形成语言习惯，也就是说，母语习得是指语言习得者根据特定语言符号或音源对大脑语言神经的刺激能够发出相应的语言反应。从行为主义观点看来，语言的习得主要靠语言源的输入刺激和语言神经的吸收输出，但是母语习得者在最初输出的不是输入语言的全部，有的只输出10%,并且表示抽象概念、感情的体验是无法直接刺激语言神经。所以行为主义认为母语习得在大脑中只是以语言神经的吸收和输出理论是有局限性的。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法天生主义学家认为，每个学习者都天生带有一套语言习得机制（LAD），在这套机制里语言习得者遵循着母语的普遍语法法则去完善母语习得。在语法天生主义者看来，语言习得者能够自觉区分语境中母语与其他语言并能够自觉组织不同的母语从而在大脑语言区形成母语语料库。语法天生主义的观点也有局限性，例如狼孩大多不能习得母语或重建母语语料库。因此母语习得在大脑中是否天生存在一套语言习得机制还是有其不确定性。根据互动/功能主义的观点，母语语言习得是个人内在学习能力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认为母语语言习得与其他技能和知识的学习类似。Piaget就认为互动引发了语言习得和智力的发展；Vygotsky也认为语言和智力的发展主要产生于社会互动中。比如很多保姆式语言“妈妈”、“袜袜”等的有意义的母语输入促进学习者习得。总之，行为主义和关联主义理论可以解释词汇和构词学的习得。心智学派的理论可以解释复杂语法的习得。互动主义理论解释语言功能的习得和意义与形式的联结。（二）二语习得二语主要是指除母语以外学习者所接触习得的第二类语言。关于二语习得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最初以行为主义为心理学基础的“对比分析法”占据主导地位，研究者认为二语学习跟母语一样遵循着模仿-重复-强化的模式。不同的是在二语在习得过程中受母语的干扰影响，这些影响有些是积极影响或正迁移，有些是消极影响或负迁移，因此研究者认为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对比分析母语与二语的术语、语法、书写系统的区别，有效地避免母语的消极影响就可以习得二语。对比分析法认为母语与二语差异越大，二语习得就越困难。20世纪60-70年代，二语习得研究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乔姆斯基的统一语法为基础的偏误分析兴起，因此二语习得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习者的语言偏误。在此期间，美国语言学家Selinker提出了“中介语”假说，即第二语言学习者建构起来的介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过渡性语言，它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并逐渐向目的语靠近。与此同时J.Schumann建立了“文化适应模式”的理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观察第二语言习得。舒曼认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作为一种语言学习过程和外语习得具有相似的普遍规律，因而学习者在使用“第二语言习得”这一术语时，常常兼指“第一语言习得”以外的各种类型的语言习得。二语习得过程中受母语文化的影响，所以学习者对二语文化的认知适应有助于习得二语。20世纪80年代至今，二语习得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开始走向成熟，采用不同的理论框架和视角并受到其他学科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一时期Krashen的五大假说和自然习得假说对二语习得研究影响比较突出。三、二语对母语的逆反效应（一）二语与母语的关系对母语和二语关系的讨论，以Dulay&Burt为代表的语言学者认为两种语言之间彼此是隔离的关系，相互之间几乎无影响较小；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统一语法学者认为二语与母语之间完全混合并统一于一个共同的语言区域。实际上，语言间不可能完全隔离也不可能完全统一混合，因此这两种观点都比较极端。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