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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外宣翻译的译者主体性

一、引言

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主体性与翻译生态环境的有机统一，为研究译者主体性
提供新视角。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译者进行外宣翻译活动时，应充分发挥译
者主体作用，进行语言、文化、交际三维度转换，适应外宣翻译生态环境。
二、生态翻译学简述

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适应选择学说，胡庚申首次创造性地提出“生态翻译
学理论”，强调将生态学融入翻译研究。翻译生态——指翻译主体之间及其与外
界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也就是说，翻译生态是翻译主体在其周围
环境的生存和工作状态[1]。胡庚申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
活动”，生存目的是适应环境，选择依据是优胜劣汰。一方面，译者要充分适应
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该环境为一个多要素的生态系统，涵盖语言、文化、意识

形态等方面；另一方面，译者要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选择翻译文本、策略等，
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需求。胡庚申提出“生态翻译学”，创新了传统译学研究理
论与实践，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构建中国译学理论的积极探索[2]。

（一）翻译行为的“适应与选择”

译者需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包括各个元素及其动态变化，即语言环境、社会
背景、读者审美需求、意识形态等方面。同时，译者需有意识、能动地选择合

适的文本材料、翻译策略等，并进行译文审校和润色，不断适应动态的翻译生态
环境。

首先，译者通常会将自身置于并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有意识地选择符合自己
的翻译风格和能力的作品进行翻译。例如，《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本是我国向
外国读者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文本，译者应担负起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责任，准
确译出中国过去一年的重点工作及其政治内涵，为外国读者正确认识中国搭建起
重要桥梁。另外，译者自身的个人经历、专业领域等也是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重
要因素。

其次，译者在进行具体翻译实践时，需充分考虑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个因素，

不能只停留在语言层面，也要关注文化背景差异、交际需求等，进行语言、文化、
交际“三维转换”[3]。例如，在进行新闻汉英翻译时，译者需准确传达新闻内容，
根据传播目的、意识形态等需求，选择恰当译文。因此，翻译是一个不断“适应
和选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运用的归化、异化等策略都是译者的能动选择，目

的在于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二）翻译过程的“优胜劣汰”

不同译者翻译同一篇文章，译文也会各有不同。再以《政府工作报告》为

例，其中的一些表达并非每年都保持一致，如“各位代表”一词在2017年译为

EsteemedDeputies，随后几年则译为FellowDeputies。可见，随着翻译生态
环境动态变化，译者需“重译”，这并非说明以前的译本已经不适用，而是不同时
期的译者为适应不同时期的翻译生态环境需要，选择恰当的翻译材料，加深对原

文的理解，优化译文表达，这就是生态翻译学下译者发挥主体性、在翻译过程追
求“优胜劣汰”的结果。

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保障译文的质量，会不断打磨润色自己的语言，
也就是修改、审校译文。在不断推敲的过程中，译者运用相关翻译策略和方法，
抛去和修改某些不恰当、不地道的内容，或增加有必要补充说明的内容[4]。这
样一来，译文文本才能延续其生命力，在“优胜劣汰”过程中更加完善。
三、生态翻译学与译者主体性

根据生态翻译学，关注“译者中心”是译者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的有机循
环过程。“译者中心”原则表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体性，根据环境需要
适应和选择。生态翻译学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肯定了译者的主体作用和翻译实践
方式。
（一）译者主体性内涵

在翻译过程中，“谁来翻译”即“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始终备受争议，因此也
产生出翻译单一主体论、翻译多主体论等译学观点。安托瓦纳·贝尔曼提出“走
向译者”的口号，袁莉也强调以译者为中心，译者是唯一的主体性要素。相反，
杨武能认为翻译的主体是译者，翻译原文和译文是作者和译者的交流工具，属于
客体。他认为译文由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共同创造，只不过翻译家是处于三者
的中心位置。许钧认为翻译是一项认识活动、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交往活动，

译者可以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真正做到“诚于译事”，克服偏颇的翻译观，寻求
译者、作者、读者的视界融合[5]。随着翻译研究不断深入，译者主体地位得以
提高，译者从最初的“叛逆者”“透明人”等，演变成能动“操控”和“改写”原文的文化
传递者，译者的主体身份慢慢得到广泛认可和彰显。“译者中心”彰显译者在翻

译过程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而这种“译者中心”也是对“原文中心”和“译文中心”
的一种平衡体现。

（二）生态翻译学下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翻译过程可视作一个多元素、动态的整体，译者借助
各元素的相互作用及系统的动态变化，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