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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汪曾祺小说文体语言的创造与演变一读汪曾祺的小说就如同漫步在诗意的梦境中,其小说不同于一般小说的直接铺陈,而是采用诗意化的语言向你娓娓道来,让你在平和的阅读情境中去产生联想,顺着作品故事情节的缓缓展开,读者被不由自主地带进梦幻般的故事中。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出现,最终演绎的却是别样的人生,结果,在与读者巨大的心里反差之下,普通而又平和的故事情节在顺畅的节奏进行中突然嘠然而止,得出一个与读者的期望值十分相悖的结论,读者突然在这一转变中一下子从故事的梦境中清醒过来,回到有违伦理的现实,但故事到这还未结束,生命个体所演绎的超乎常规的做法让读者深思,读者也会随之以一种宽容、理性的方式去促成这一故事结局的圆满。因此,汪曾祺小说故事情节的离奇,结局的圆满让读者读完后并不会因此而愤愤不平,反而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读者在面对落差巨大的故事情节时才有波澜不惊的平和心态。如果说汪曾祺那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使其小说新意百出,还不如说成是他诗意般的抒情语言使小说的故事情节更加衔接呢,因为优美的语言使读者不断地去产生联想,联想的结果便是对其小说的再创造。小说一般采用的是叙述语言,而在其小说中多处使用了富含乡土气息的方言词,特别是他在描写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时,那独特的词语就如同一个个跳动着的语符,让呆板的故事情节鲜活起来,人物也更加有神气。汪曾祺还善于将成语与与当地方言结合起来,锤炼出许多四字句,这些四字句比自然状态的口语更为简洁、更加传神。虽然四字句与叙事语言所采用的散句格格不入,但善于将语言与故事情节的叙述相契合的汪曾祺在此方面还是独具匠心的。这些句子的使用,易于让读者游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安抚了读者那脆弱的心灵,不因愤愤不平的结局而恼怒。不论是在写人还是在叙事、写景方面,汪曾祺都用独特的笔调向读者展示出不一样的联想空间和别样的风景。我们认为文学语言在于传达审美情感,突出语言自身的美感形式。语言自身的美感形式表现在于汉语一字一词一意义,排列整齐。多处使用的诗歌语言在句式上平仄错落,有明显的节奏感,因而,他的小说语言看似零散,但在节奏上还是一样的整齐划一,造成形散而意不乱的匀称感。并且,尤其在对自然景观的描写中,他还广泛地运用了比喻和典故,比喻的运用扩大了读者的联想空间,从而让他在叙述和描写过程中传达出一种细腻的感触与情趣。如,他在形容挑夫们吃饭时的状态是打一个滚就吞下去了,这种描写方法不禁令人产生联想,因为在当时的农村是用滚石来使稻谷脱落的,作者借用滚石脱落稻谷的方式来描写挑夫们的动作神情。作者在平时生活中的细腻体验只用一句简单的与众不同的描写句便不得不让读者折服,如果有不知情的读者还以为这句话是作者的独特创造呢。其实,那只是作者在平时的湘西生活中体验得出的体会。作者在其小说中不断地创造出各种审美的语言结构,用语言来表达他的内在情感,而读者则可以通过这种文学语言来体会故事中人物那丰富的情感世界。作者在其小说中所设置的这样一些语言结构则诉诸于读者的直觉和构造图景中。如作者在其多部小说中用大量的篇幅去描写自然之景,而非一开始就直奔故事的主题,作者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一开始就调动了读者的思维和感官,会在平和感和力量感中顺着自然之景的游走去寻找故事中人物的活动状态,使人物变得鲜活起来。文章的整个结构也就呈现出跳跃式的发展状态。文学文本的构成就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表达,而构成文学文本的语言就是作者审美情感的直接表达。作者的审美情感诉诸在文字上,反之也会引起读者的审美的心里活动,既调动读者的直觉、情感、想象和理解这四个要素。汪曾祺在其小说中所构成的一个个可知觉的形象其实并非是经过概念思维的直觉感悟,而是一种直接的呈现。所以说,作者在其小说中开头的那些景物描写并非是作者刻意的创造,而是作者借助于独特的语言这一工具,引起读者广泛的联想,从而促进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文本也就在读者的脑海里实现了再创造。如,在《大淖记事》这部小说里,作者分别描写了大淖的南岸、东岸和西岸人的生存状态,十一子不顾管教甚严、明哲保身、处事本分的老锡匠的告诫,竟然主动去找“有伤风化”的东头那边人家的闺女。这一勇敢的尝试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错误的,但读者们却不这样认为,因为作者从故事一开始所描写的那些自然之景并不能说明什么,读者反而会顺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展开联想,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文体的创造,语言是基础,而文体的语言与结构的融合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是一大隐藏着的亮点。对不同景物的描写,反衬与对比的修辞手法是通过语言这一有效手段来加以解决的。其小说里所采用的对话体、诗意化的描写方式,使得文章中的段落与段落之间衔接的更加紧凑,这种衔接是意义层面上的,从而使文章造成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诗意化的结构体式。这种体式使读者在阅读汪曾祺的小说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审美情趣。审美在于审形式和语言,读者因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