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卜辞与殷周时期的伦理思想.docx

《易经》卜辞与殷周时期的伦理思想《易经》伦理道德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奴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其中关于社会的道德准则与道德评价、道德修养及其方法和途径的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易经》成书于殷末周初，在战国末年即被尊为经典，为诸子百家所引用。《易经》广泛涉及了殷周时期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真实状况，包括祭祀、生产、生活、商旅、政治、婚姻、外交等，并通过作者的政治主张、思想倾向和伦理道德观念，较为全面、真实地折射出那个时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面貌。如果说《易经》中关于辩证法和人的主体能动性等思想尚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的话，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伦理道德思想已经相当丰富与全面，并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认真探究《易经》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道德状况，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认识和把握中国伦理道德思想的历史流变，都是十分必要的。一、道德准则与道德评价所谓道德评价，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对自身和他人的社会行为进行善恶评判的过程。它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为基础，是特定社会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体系的真实映现。对此，《易经》卜辞有大量记载。1.提出了君王执政行为的道德评价问题。夏、商是中国阶级社会确立的早期，强权政治的权威性得到加强。不过，《易经》中《临》、《观》等卦关于君王执政行为也须加以道德约束与评价的记述，为我们认识这一时期的社会价值体系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材料和视角。《临》卦辞:"i晦.元亨利贞。“临”即临政、治民之意。作为一个君主，只有勤于政事方为有德之君，才是大吉大利，国家才能安康兴旺。如果不理朝政，放弃“临”的为君之责，就会出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的不堪局面，这样不仅于庶民不利，对于统治者也是无益的。这种对君王执政行为的道德约束和评价在《临》卦各交交辞中并不乏见。比如关于亲政问题，《易经》提出，如果能够做到以温和感化(咸)政策治民，以敦厚诚实之心(敦)待民，忧民之所忧(忧)，就能够做到为政至明，诸事无咎。反之，如果用钳制压迫的政策(甘)来治理国家，则不会带来好结果。《井·九三》艾辞:“‘井谍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在这里，通过邑主在打井净水一事中的行为表现，对体恤民众疾苦的开明君主给予了较高的道德肯定。《观》卦卜辞:“观我生进退。“观其生，君子无咎。“观我生，君子无咎。“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为政者不仅要做到“咸临”、“至临”、“敦临”，还必须观察、体察各个方面的因素和相关利益集团的要求。其中，首先是要体察亲族的要求，不要搞独断专行;其次是要体察他族等多方面的意见，博采众长，以利于行;最后还要观察哪些国家的政治比较开明，进而与之结盟。2.做人的美德备受推崇。《易经》作者主要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安定的基本立场上，对做人的原则及美丑、善恶提出了道德标准。《易经》卜辞:“素履，往。无咎。”“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意指只要为人豁达，胸怀坦荡，即使人狱坐牢也是贞吉的，可以平安无事。《谦》卦卜辞:“谦。亨。君子有终。”“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谦逊是人的重要美德，谦而又谦更是贵族所必备的做人品德，这样才可以成为有才德之人。同时，《谦》卦在充分肯定谦逊是一种美德之后，又具体指明谦逊是以明智、勤劳为前提的:“呜谦，贞吉。“劳谦，君子有终，吉。“无不利，伪谦。相反，如果纵欲极乐，不思勤奋上进，则十分危险，这是道德要求所摒弃的行为:“呜豫，凶。召于豫，悔，迟有悔。“冥豫成，有渝无咎。”“豫”，娱乐之意，借为娱乐、嬉戏、放纵。“吁”借为肝，同“旭”，言日初出之状，喻人处于上升之时境。“冥”，日暮晦暗之时，喻人处于穷途末路或不惑之年。《豫》卦在这里专门讲述了放纵享乐行为的道德评价问题，认为人有名气后如果只是贪图享乐嬉戏而不思发愤，则必然荒淫废德，以至身败名裂，故为“凶”。当一个人正处于风华正茂之年，事业有所作为之时，若肆于游乐，则不幸之事便会接踵而至;而一个处于日暮西山、江河日下之人，如若弃德放纵，则已有的成就也将败毁，导致前功尽弃，不得善终。3.尚礼好节的道德传统初步形成。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知书达礼、节俭持家历来为世人所颂誉，《节》卦对此作了明确的记述，并给予了充分的道德肯定。《节》卦卜辞:“节，亨。苦节，不可贞。“苦节，贞，凶。悔亡。“节”为礼节或节俭之意，引申为各种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涉及社会生活作风的方方面面。拘于礼则益于行，能够按照礼节的要求去做，则可平安无事，是为“亨”。反之，如果把遵守各种礼节特别是节俭、勤俭视为一件痛苦的事，只知贪图享乐，行为放纵不拘，就必然会有祸事降临，是为“凶”、“悔亡”。《节》卦卜辞又说:“安节，亨。“甘节，吉。往有尚。“不节若，则磋若。无咎。这是进一步指出，一个人如能做到安于节制，以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