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NGO传播策略的构建.doc

农民工NGO传播策略的构建--以海南外来工之家为例

摘要：农民工NGO作为草根阶层的形象代言人，却大多数都是声势浩大的成立，以失败告终。媒体是社会公器，既是一个公共信息传播的载体，又是农民工权益保护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所以，农民工NGO需构建传播策略，借助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媒体为纽带引起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方的关注。关键词：NGO;海南外来工之家;海南;媒体随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现实生活中出现大量的问题，单靠市场的力量很难调控，但政府管理又难以奏效时，社会发展就陷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通通失灵的困境，比如关于弱势群体、贫富差距、贫困人口、流动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农民工NGO的建立，其是顺应社会和时代的需求而成立的服务于农民工群体的公益组织团体。农民工NGO，就是在社会实践中伴随农民工问题的产生而崛起的民间公益性组织，由一批具有共同志愿的人组成，以农民工及其家庭为服务对象，以解决农民工问题为根本宗旨，本身具有民间性、公益性、针对性和直接性等特征。“海南外来工之家”是中国第一家为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居住和维权的民间组织。为解决外来工居住、就业等问题，结合1992年海南省房地产整顿后留下大量未竣工楼楼盘工程(俗称“半尾楼”、“半拉子工程”)的特殊情况，第一家“外来工之家”博爱花卉广场应运而生。2002年至2004年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最高奖——优胜奖。时隔不久，第二家“外来工之家”金贸汽修城和第三家“外来工之家”宾濂再生资源回收城相继建立。农民工NGO如何设定媒体策略，通过媒体建构一个社会议题，并将自己的“解读框架”呈现于媒体之中，从而赢得议题主动权?本文就农民工NGO传播策略的构建问题，以海南外来工之家为个例进行分析。一、农民工NGO体制之外的生存困局海南省1988年建省，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省，随之而来的是外来工的大量涌入，使得外来务工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海南外来工之家”在整个海南省乃至全国，其是第一家以“致力于保障外来人员权益、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为主题的农民工NGO。最初，外来工之家的管理模式是政府启动的，是政府在外来工管理工作中的一个创新。其创新之处在于政府对外来人口的管理由“管制”向“服务”的转变。以前把外来人员称为“盲流”和“人流”，主要采取“查、抓、送”的管理方式，后来认识到外来工是弱势群体，把他们当作扶持对象，想方设法搞好服务工作。在2003年，外来工管理协会成立，实现了从政府管理到外来工自治的重大转型，实现外来工自治管理，自我服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海南外来工之家”根据海口实际存在的“烂尾楼”和“半拉子工程”因地制宜，结合企业经营的方式，“以企养家”，号召“外来工之家”的内部成员集资，同政府签订了租借高龙购物中心作为第二家外来工之家资源回收城，供外来工就业和居住使用。然而，在非营利的农民工NGO和盈利的企业、政府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冲突时，农民工NGO需要借助其他的力量来捍卫自身的利益。“外来工之家”成立至今，协会一直由发起人杨来清负责，其在外来工管理协会未来继承人的选择问题上，同区政府意见不一，区政府的观点是协会会长必须由具有政府背景的人担任，而杨来清则主张在外来工中甄选贤能进行培养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杨来清只是主张从协会内部甄选会长但并反对具有政府背景的人担任，因为杨来清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政府背景的人，由于沟通不畅导致双方意见不一，农民工NGO与政府关系出现失衡，不利于农民工NGO的发展。目前，我国民间组织普遍最明显也最主要的特征是政府主导、官民双重性，纯粹的民间NGO却很难得到政府的认同。杨来清的政府背景、海南外来工之家的官民双重性才能使“家”在龙华区政府的保护下，多次化险为夷，但“家”只能以“公司”的形式登记注册。而名副其实的“外来工协会”却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与其他的国家相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在法律、行政诸多方面的不完善，在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之中，非制度化参与方式——合法性间接方式，即依赖媒体促进公民参与成为我国非政府组织实现社会参与的主要渠道。总体来说，中国NGO当进入到稳定发展阶段后对于媒体合作有很大需求，但在实际合作中还有很多盲点和困难。农民工NGO如何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再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变大自己的声音，从而提高公民的劳动保护意识，影响政府的决策，成为农民工NGO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性问题。
二、媒介传播农民工NGO的问题(一)现代媒介中，农民工NGO话语表达机会不够其在对外的信息沟通方面仍为单一的传播形式。农民工NGO的社会关系主要建立在亲缘、地缘、业缘的纽带之上，“外来工之家”对外发布的信息形式，主要是以群体传播为主。协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主要以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方式为主，他们是城市里基层的建设者，干活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