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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呼兰河传》看萧红小说的美学特征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呼兰河传》中的故乡,尽管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故乡给萧红展示了新的启示、新的内涵;同时,萧红在写作中重新确立了与故乡的关系,那是与她血脉相通的根。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在作者看来,这里有真正的黑暗,深不见底的中世纪的黑暗。这黑暗也是具体的,现实中国的:这大片的土地还沉落在文明前史的暗夜里!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小团圆媳妇当然令人同情。萧红的笔墨却不止于此,在她笔下,把媳妇打出毛病来的婆婆也是令人同情的--虽然她同时也很可恨。听听婆婆的抱怨,“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人人都如此,所以她也这样,有什么不对,她不知道。况且,小姑娘病倒了,婆婆花五十吊钱抽签,而她自己是指甲肿了连花三吊钱买红花都不舍得。更不用提跳大神、埋葬等花的钱了。最后,她终于瞎了一只眼,“因为天天哭,哭她那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倾家荡产的五千多吊钱”。《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萧红凭着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