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传承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doc

“红色经典”传承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红色经典”是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记忆，其价值元素不单纯具有文学的审美意义，更具有刻画民族表情、塑造民族人格、展现民族精神图景的文化意义。
■惠雁冰胡俊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围绕这个重大节点所展开的抗战教育，再次把“红色经典”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深刻认识“红色经典”，将“红色文化”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能够更好地界定“红色经典”的核心价值，阐释当代文化的创新品质。
“红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内生性环节
在民族文化的发展流变过程中，传统文化是最稳定的一种文化资源。家国一体的文化结构、中和之美的文化理想、“自律慎独”的道德操守与舍生取义的人格气节，圆满地阐释了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时空，也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标识。
红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内生性环节，是民族文化流变发展的历史性产物。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摇撼着传统文化的自足性，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与图强兴国的社会心声，也在不断逼迫着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与民族性格的巨大改变：天人合一的文化境界转为富国强民的社会理想，克己忠恕的道德修养转为为天下呼的勇敢践行，内敛、含蓄、优雅的民族性格转为穷则思变的外显与刚毅。
20世纪初期，现代社会的到来，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进一步把中国拖入亡国灭种的深渊。在历史性的劫难面前，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族先行者肩负着民族大义，怀揣着民族独立自新的理想，艰苦卓绝，不但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现代中国，而且创建了以革命为先导、以民众为主体、以奋斗与献身为个体人生价值、以全民族自由和独立为社会理想的红色文化。新中国建立后，区域性的红色文化开始向全国伸延，并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崭新形态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思潮云集而入，其在扩展了民族文化视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思想意识混乱与道德信仰滑坡的双重危机，红色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随着民族文化承传意识的不断自觉和现代公民社会的不断完善，一度被视为现代化对立面的红色文化，再一次成为民族文化的核心资源，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到当代文化的建设与创新当中。
“红色经典”是“红色文化”的集中投射
战火中形成的红色文化，之所以能持续主导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深刻影响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结构图式，与“红色经典”的感染强烈、传播深远不可分割。红色经典已经成为红色文化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成为红色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投射。主要体现在：
其一，“红色经典”以历史全景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抗敌御侮、建立民主政权的壮阔一幕，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的历史发展逻辑。从上世纪20年代的艰难起步，到上世纪30年代如火如荼的铁血抗争；从40年代的烽火四起，到挥鞭南下的摧枯拉朽，“红色经典”以磅礴的气势刻绘出苦难民族的奋斗史与心灵史。
其二，“红色经典”以丰富饱满的形象，生动书写了在历史大转折期间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意志锻造、信仰建立的豪迈历程。无论是一身白衣、涉世不深的林道静，还是冲出牢笼、寻找出路的吴清华；无论是三家巷中怀揣着朴素梦想的周炳，还是渣滓洞里砥砺意志的成岗与刘思扬，“红色经典”以具有历史实证性的鲜活素材勾勒出一代青年的成长史与情感史。
其三，“红色经典”以英雄崇拜的传统母题，精彩阐释了风云激荡的历史关头生与死、国与家、义与利之间的意义联系。不管是面对人伦戕害的地下交通员杨晓东，还是直面死亡的许云峰；不管是在隐忍中淡化私仇的朱老忠，还是在血雨腥风中如金刚般复生的史更新，“红色经典”以激活民族心智的美学镜像描摹出超越单一民族意涵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英雄史与创世史。
“红色经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红色经典”完成了从孕育、发展到繁荣的经典化过程。尤其是5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大批代表着历史厚度与文学高度的长篇小说，集中展现了“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其生成区域与适用范围经历了从文本到生活、从文学性到文化性、从艺术结构到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大转变。
“红色经典”的价值元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具体表现为：伟大宏远的理想，即满怀着再造一个“新中国”的强烈期许；九死不悔的信念，即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面前初衷不改，壮心不已；舍生取义的操守，即不惜牺牲生命来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大公无私的情怀，即在取与舍的问题上，先国家后个人、先大局后家庭、先社会后情感；质朴简约的人格，即在行事做人的问题上不空言，不务虚，坦荡如砥，勇于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分别指向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创建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无数革命先驱上下求索，披肝沥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