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是几几年【论王蒙五十年代小说中的青春文化心态】.docx

50年代是几几年【论王蒙五十年代小说中的青春文化心态】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文学把塑造“新人”形象提上了日程，而“新人”又被巧妙地置换为“青年”。于是“青年”、“青春”、“成长”就成了文学中最有力的字眼，一大批表现青年成长的“成长小说”也应运而生。而王蒙创作于50年代的《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年轻人写年轻人，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痕迹和情感体验，人物与作者形成了某种同构和重叠的关系。一、青春·力量·改造对清洁精神和本真理想的追求，是王蒙50年代小说的主题。《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前者对后者具有“原型”的意义。两部小说不仅在人物设置上有相似的地方，而且都表现出对于青春心态的反思。《青》写于王蒙19岁的年龄，小说形象地展示了青年人如何克服“家庭观念”，从“家”走向“群”，寻找归宿的故事。是有关青年人的灵魂改造，求证什么样的人才是“新的人”的问题。与宿舍大扫除形成映衬，文本中也展开了精神的“大扫除”，如郑波所言：“旧社会还遗留下许多灰尘蒙蔽在孩子的心灵上”，因此，文本的主旨是叙述先进的共青团员如何把来自旧世界的人改造成“新人”的过程。呼玛丽、苏宁改造成功的一个外在标志理所当然也是“身体”的复苏：苏宁痊愈后要求加入周小玲的篮球队锻炼身体，呼玛丽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而反面人物其体貌特征则是猥琐的、滑稽的，如苏宁父亲“眼睛像乞丐，袍子像穷秀才”：如此的夸张描写都显示其必然被摈弃的历史命运，而且在道德上也是予以否定的，如苏宁父亲的破坏活动以及对苏宁的毒打、李若瑟的反革命行动种种迹象都表明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宿命。如果说，“铁屋子”是现代文学的经典意象，那么，到了当代则是大多数人从“铁屋子”里冲了出来，因此，如何把仍困于其中的人拯救出来，则成了青年共青团员的使命。在《青》中青年处于主导地位，“老”人的地位有三种情形：一是被侮辱被损害者(郑波和李春的母亲)；其次是腐朽、没落者(苏宁父亲、李若瑟)；其三是紧随时代潮流、与年轻人趣同者(袁先生)。先进的年轻人不仅有改造环境的能力，而且有改造他人灵魂的能力。在灵魂改造的过程中，既有新／旧的对立，又有个人／集体的冲突，小说侧重表现的是前者。在郑波－呼玛丽－李若瑟、杨蔷云－苏宁－苏宁父这两组三人关系中，苏宁、呼玛丽处于被争夺的位置，她们都是无力的，无主体性的，“错”不在她们，而在于造成“错”的人：苏宁父、李若瑟，因此对他人灵魂的改造最终简化为新／旧的斗争，这“旧”不仅体现在人物体征与精神面貌上，还体现在，她们赖于生存的环境上。二、成长·困惑·拒绝虽然“十七年”文学被层层的意识形态遮蔽，然而透过政治的雾障，仍然能够窥见个人性／主体性的特征，王蒙50年代的小说就是假集体名义完成的青春叙事。在文本中始终贯穿着“我”作为一个青年人对青年人命运的思考，即关于个人成长的“成长”主题。在《青》和《组》交织着渴望成长和拒绝成长的复杂心态，由于青春期的过渡性质，既有想摆脱稚气和成年人的控制的心态；同时又想获得成年人的权力而产生的抵触成年人的生活态度、伦理准则的心理趋向。青春心态的两重性也表现在《青》和《组》中，一方面，青年人渴望摆脱童年的幼稚天真获得成年人的成熟和睿智；另一方面又惧怕成年心态的疲惫、淡漠，如《青》的序诗：“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故而表现出拒绝成长的姿态。《青》写到年轻人的豪情壮志和迫不及待的“投入”时，其中一个表现就是面对时间流逝而产生的急迫感和焦躁心理，以及由此带来的恐惧成长的心态。在此，“时间”似乎成了她们人生的障碍，杨蔷云为睡了一下午而沮丧懊悔，张世群则认为“睡觉时间太长”是大学生活的一大缺陷，林震更是觉得“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这种由“时间”带来的仓促感，颇有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味道，这一方面，来自个体生命成长、实现个人价值的热望，所以，林震怀着“被指引”的心态来到了组织部。另一方面在于时代赋予她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高速发展，唤起了青年人投入社会、建功立业的欲望，比如赵慧文听到外面的鞭炮声、锣鼓声引发的焦灼感，因此，他们的焦灼是来自时代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与渴望成长同时产生的是对成长的恐惧，原因在于对成年人疲惫、冷漠精神状态的厌弃以及对世俗生活的拒绝。“为什么我忽然要长大呢?”在《青》中表现出成长的焦虑和困惑。那么如何克服焦虑呢?文本中给出了办法：“而所有的衰颓，所有的疲倦，所有的老年人的无动于衷，就会在这再现的春日阳光下黯然失色，悄悄地消褪下来。”试图通过再次“重逢”来延续青春，然而成长的焦虑似乎并没有解决，在《组》中青春心态和成年心态的对立与冲突就变成了显在的命题。因此，这部小说的主旨就演变成了两种心态的斗争，青年心态与老年心态被处理成激进／保守、求变／僵化的冲突。如果说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