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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法权学说_法权：康德幸福论此岸性的回归[摘要]康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德福不一”的困境，而作为至善的世界，应是德福一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试图通过“三公设”之设定来调和这对矛盾，但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在晚出九年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提出了“法权”思想，终于解决了这個问题，从而使得幸福从彼岸回到此岸。[关键词]幸福理性道德法则三公设法权[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3-0081-06长期以来，学界对康德幸福论的研究存在一個不足，这個不足是由研究思路的局限造成的。传统研究是这样来理解康德幸福观的：康德批判感性经验幸福论，提出了以理性为幸福基础，要求按照道德法则处世，成就人之尊严的目的王国，这样，幸福就与道德割裂开了。但作为一個至善的世界，应该包括感性欲望的满足，也就是要做到德福一致。为了解决德福不一的困境，康德提出了“三公设”，将幸福推至彼岸世界。对康德幸福论的研究，一般就止步于此。但这样的结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将幸福推到彼岸怎么会令人满意呢?事实上，在1788年《实践理性批判》发表九年后，康德发表了《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在该书中他提出了法权思想，从而将幸福从彼岸拉回到此岸。而法权思想一直以来为学界所疏忽，结果影响了人们对康德幸福观的全面合理的认识。那么，康德究竟是如何构建他的德性幸福论，其内在困境何在，他如何从法权理念出发，完善他的幸福论，从而将幸福从天国拉回到尘世的呢?这是本文尝试解答的问题。一、理论的建构与内在的紧张可以说，康德毕生关注的四個问题地位是不一样的。第四個问题“人是什么”乃是对前三個问题的总括，但却是虚的。前三個问题中，康德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这一点往往为我们所忽视)，实践理性要解决的是一個“我应做什么”的问题，秉着“目的王国”之意图，以理性为逻辑起点，康德提出了绝对命令之要求，最终实现人之尊严。这完全是从道德意义上来理解和要求人，说白了，就是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而不顾及感性欲望。因为康德是贬低感性欲望的，而幸福却关乎感性欲望，由此康德也“鄙夷”幸福。至此，康德将道德与幸福截然分开。但这样的理论构建，正如李泽厚用“挣扎”一词来形容康德的宗教观，用这個词来形容康德的幸福论，也恰如其分。因为另一方面，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情欲是纯粹实践理性的绝症，它多半是治不好的，于是，他又肯定着幸福。但康德又不愿意幸福概念高于德性概念，于是提出一個“至善”概念来统摄这两者，而作为一個至善的世界应该“德福一致”，问题是，偏偏存在“德福不一”的困境。作为一個殚精竭虑思谋人类出路的伟大智者，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结论。为了解决这個困境，康德用第三個问题“我可以希望什么”之宗教观来试图解决，也就是有名的“三公设”。但结果是，将幸福弄到彼岸世界去了。也就是说，死扣还是没有解开。为了方便后面的论述，还是先看看康德幸福论的理路及其内在困境。康德关于幸福论的讨论思路既清晰又纠结。清晰使得它理路一致，逻辑自洽；纠结使得它难以调和，陷入困境，从而为理解他的幸福论设置了障碍。如何理解他的这种矛盾性呢?先说其清晰性的一面：如何从理性出发构建其目的王国?康德首先要为其德性幸福论找到确定不移的逻辑基础，这個基础只能是理性，而不是如感性主义所主张的個人经验。因为作为一個道德行为的依据，必须具有普遍有效的客观性，感性经验恰恰不具备这個特性。感性非但不能成为幸福的基础，而且会从根本上颠覆道德：“私人幸福学说所以最可反对……乃在于它所给予道德的来源是反而颠覆道德，反而毁灭道德的伟大性的；因为这些来源把为善和为恶的动机弄成同类，而且只教会我们打更好的算盘；这样一来，善与恶的分别完全弄到没有了。”这样以個人幸福为动机“就会在源头上污染了道德的意向”。于是康德认为“如果使個人的幸福原则成为意志的决定根据，那么这正是德性原则的对立面”。看来，从经验的外在对象无法找到普遍有效的客观基础，于是康德转到主体意志去找，这個主体意志就是理性。康德认为，理性是人的本质，一個人如果为“自然欲望的意图”所左右，那么，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而理性可以使人摆脱自然的欲求，使人的行为按照理性原则去行事，从而使得人的意志是独立自主的、自律的，也就是自由的。在这一意义上，康德将自由意志称为纯粹意志，即人的行为仅仅听从理性法则，而不屑于自然欲望。于是康德得出结论，“行为的道德可能性必须先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对象，而是意志的法则才是行为的决定根据”。那么，人有了理性之后，理性干什么呢?理性的“真正使命，并不是去产生完成其他意图的工具，而是去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这种意志虽然不是唯一的善、完全的善，却定然是最高的善，它是一切其余东西的条件，甚至是对幸福要求的条件”。人因为有这种善良意志，“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