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别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docx

我告别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今天，年轻一代已从十年动乱刚结束时的迷茫和牢骚中解脱出来，带着尚未彻底愈合的心灵创伤，开始在更为深广的领域重新探讨人生和社会，寻求对人生和社会新的理论解释。我，也是这行列中的一分子。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启蒙于十年动乱之中。十年动乱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在小学阶段，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一样，所受教育的内容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今天，我的耳边仿佛还回荡着少年先锋队队歌的旋律。正当我刚刚能机械地背诵“为共产主义准备着、时刻准备着”，而对复杂的社会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开始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潮成了我观察一切是非的标准。从此以后，我的思想言行基本上是和持续不断的一个个运动合拍的。1976年10月，“四人帮”的覆灭使我不得不怀疑他们的思想理论。但是，长期形成的思想意识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的，特别是在必须否定自我的时候。形势逼迫着我结合社会实际来重新估量自己以往的思想。最终，事实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但又不愿承认自己完全错了。请不要怪我不彻底，要知道，这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人在否定自己呵！我和我的同时代的青年人一样，希望在哲学里找到社会和人生的真谛。1978年10月，带着因为否定自己而产生的痛苦和不甘消沉的意念，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开始了新的求索—对社会、对人生、对自己。也许，就是无数个和我同样或不一样的人组成了青年一代求索的潮流吧。在进行新的求索的过程中，强烈的思想饥饿感曾导致过饥不择食的情况。出于对十年动乱时期流行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反感，加之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缺乏了解，一部分青年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无法解释当今中国的社会和人生问题，因而不能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正值此时，由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及在其指导下创作的部分文艺作品被介绍进来。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部分青年在思想饥饿感的驱使下，希望能从西方现代哲学中找到对当今中国社会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相对说来，萨特存在主义对我国青年的思想影响要大一些。这种情况，是对假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宣告了假马克思主义的破产。通过81年的人生观讨论，许多青年又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来。当时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有假马克思主义，必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是错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正确的。虽然这时我理解中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已，但正是抱着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我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过程是和我接触西方现代哲学的过程交错在一起的。当我刚接触萨特存在主义时，精神为之一振，觉得它很深刻，以哲学的语言说出了人生的真谛。萨特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是在担忧中度过的。粉碎“四人帮”前的十多年中人们不就是以担忧作为生活的伴侣吗？社会分化、家庭瓦解、亲人反目、朋友成仇、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这哪一桩不令人担忧呢？萨特存在主义认为人生的目的是绝对自由，这对我也很有吸引力。在十年社会动荡中，社会主义法制被破坏殆尽，人民的民主权利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是多么渴望个人的自由呵！但是当我进一步提出人生为什么担忧，如何解除担忧，怎样才能实现自由等问题时，萨特存在主义就显得苍白无力，提供不了令人信服的答案。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对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众多，为什么存在主义对我和其他一些中国青年影响较大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相同或相近的社会存在就会有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意识。萨特存在主义产生于人成为机器和社会关系的附属品，人的本质异化，失去自主性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它的直接导因则是二次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对人的尊严的摧残，对人的价值的否定，对人的自由的压抑。在这样的情况下，萨特存在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要求恢复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十年动乱中的中国社会和萨特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因此，与其说萨特存在主义吸引了一部分中国青年，不如说一部分经历过十年忧患的中国青年与萨特存在主义产生了共鸣。其实，早在萨特存在主义产生之前一百年，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在自己的体系中论述了萨特存在主义提出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成为资产阶级谋取私利的工具，生活在非人的条件下，甚至丧失了人的外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萨特存在主义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的方法，只得遁入个人的主观意识中建立绝对自由的领地。但是，意识的绝对自由根本保证不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实现。阿Q在自我意识中不也是很自由的么？他可以在梦中打倒赵太爷；被人打了可以认为是儿子打老子。可是现实呢？人的价值问题，是存在主义哲学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假马克思主义以社会的名义否定人的价值。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