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大地震看我国的危机应对教育.docx

从汶川大地震看我国的危机应对教育近年来，国内外危机频发，从美国“9·11”事件、印度洋海啸到印尼大地震和缅甸遭强热带风暴袭击，从SARS病毒、禽流感肆虐到多地煤矿、车祸事故频发，从吉林化工厂爆炸、松花江水污染到今年的“大雪灾、骚乱、手足口病爆发、列车相撞和大地震”。的确，如此频密的突发事件前所罕见，使得整个社会的危机感大大加重，这表明了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公共危机已由非常态化的偶发转变为常态化的频发，成为社会管理中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但相比这些危机事件本身更令人担心的是，我国民众普遍缺乏危机意识，应对能力薄弱。应该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面临着诸多危机的挑战，针对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建立完善全社会预警制度、加快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方面作出了许多重大的决策和部署。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不足，如缺乏对应急管理的整体规划和资源全面整合，条块分割、部门分割、责任划分不清、管理分散，风险评估机制和早期预警不足，各类预案不被人们熟知，尤为突出的是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教育和紧急状态下的体验性训练机制尚未有效地形成。如何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教育机制，形成有效的政府制度，使民众能比较从容地面对危机，已成为衡量政府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实质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应对能力的综合考验。我们长期处于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对可能出现的自然或人为灾害认识不够，准备不足，缺乏超前防范意识。2003年春爆发非典时，我国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出现集体性恐慌和非理性行为，从某种意义上可归咎于危机意识与应对能力的缺乏。在反思中，专家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良好运行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着健全的创伤救助机制的社会。应该承认，在心理救助和紧急状态下体验性训练这一环节上，我国民众应对能力薄弱，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非常大的差距”。目前，我国民众普遍缺乏危机意识、超前防范意识，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灾害，缺乏基本了解和自我保护能力，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主要原因是我国对公众的危机宣传教育和体验性训练等方面还十分欠缺。欲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首先要做到警钟长鸣，强化公众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危机预警的心理基础，而要强化公众的危机意识，就必须加强宣传和教育，通过多种手段向公众普及应对危机的知识与技能。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是出了名的，作为一个地震等灾害频发的国家，在其小学课程中就有近40个课时的危机教育，内容被分别安排在地理常识、历史启蒙、人与自然、国文等课程中。平时，政府和媒体也非常重视面向百姓的危机应对培训，一旦地震等灾害发生，日本国民一般都能做到从容应对，极少出现恐慌。因此，我国的危机教育应从娃娃抓起，使其在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根。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广泛地宣传如何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知识，增强公众的应急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公众应对各种危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体验性训练方面，英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其实，他们处理危机事件的做法很简单，就是使民众时时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并且经常性地、不遗余力地对尚未发生的危机进行应对性演练。比如在各种建筑物的显眼位置，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随处可见消防条例、安全规则、注意事项等等警示性的贴纸。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性事件，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已经成了人们的一种下意识。此外，无论是大小城市，英国人的平静生活最容易被消防警笛打破。这不是因为英国多火灾，恰恰相反，由于安全措施到位，这里很少发生火灾。但几乎每一栋建筑物每个星期都要有一次例行的消防演练，演练时间经常在半夜两三点钟，并且要求人员在几分钟之内就全部撤出楼外。那些居民们穿着短裤在12月的寒风里瑟瑟发抖，直到消防员确认了每一个人都撤出、检查了所有消防设施、记录下整个过程之后才允许人员回去。在此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口出怨言，大家都意识到这种平时的演练越逼真，在真正的危机来临时所受到的损害就越小。更重要的是，整个消防系统的完善细化就是在这一次次模拟危机中完成的，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民众的危机应对能力也是在这一次次看似劳民伤财的消防演练中得到不断提高的。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紧急状态下的体验性训练和演练，形成应对危机的训练机制，使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一方面，让体验性训练真正在一线展开，扎实地做到“进学校、进社区（乡镇）、进企业、进机关”，使广大民众真正能掌握技能，熟悉预案；另一方面，地方各级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应依据各类预案定期地组织一些专项演练，如抗震、卫生防疫、安全监察、水利、人防、反恐、通信保障等。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