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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金《寒夜》的婚姻悲剧:寒夜悲剧原因近年,关于《寒夜》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视角,除了传统的社会批评角度外,还有精神分析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症候式批评、文化视角等,对小说的主题意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文从当事人在家庭中的角色错位方面出发,来分析《寒夜》中爱情婚姻悲剧产生的根源。《寒夜》是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的诞生,标志着巴金在现实主义艺术探索中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小说以1944年冬至1945年底国统区的重庆为背景,描写了几个“小人物”及其家庭的悲剧。小说中的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他们曾经受过现代新思潮的熏陶和启迪,在个性解放的信念下结合,又共同追求过“教育救国”的理想,共同走过了14年的婚姻生活道路,如此相爱的夫妻,最终却走上末路,是谁断送了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悲剧,除了社会因素之外,当事人双方的婚姻角色错位也是引发悲剧的重要原因。一、汪文宣:在婚姻中的角色错位当年的汪文宣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旗帜下,满脑子的理想和事业,又有志同道合的妻子,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他们夫妻携手创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校,献身教育。他和曾树生没有结婚就同居,勇敢地向封建礼教挑战,何等的惊世骇俗?那时的汪文宣是曾树生仰慕的对象,他们以为会这样相亲相爱一辈子。然而,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很快使他跌入了贫穷的深渊,工作上的几次碰壁,使他彻底丧失了当年的锐气。由于事业上的落寞,经济上的捉襟见肘,疾病的困扰,汪文宣在曾树生面前越来越抬不起头。他爱妻子,可连妻子的生日蛋糕都买不起;爱儿子,可儿子的高额学费却只能靠妻子想办法;他爱母亲,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沦为“二等老妈子”。他的爱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帮不了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只能用眼泪来留住妻子,就像一个可怜的孩子,汪文宣在爱情里完全丧失了自我,缺乏独立意识,忘记了一个男人在婚姻中应有的担当和责任。贫困病痛固然是汪文宣的症结所在,但身处逆境时的自暴自弃、懦弱才是他的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作为汪文宣这样的一个孤独的弱者,可能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命运的无情打压,只是在那个混乱年代,弱者的生命更显得脆弱罢了。而表现在家庭里,不能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反而把家庭的重担放在妻子的肩上,这种角色的错位只能让妻子怜悯他而不是爱他。当朋友死去,妻子出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失去给了他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打击。“树生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大学时代的好梦,婚后的甜蜜生活,战前的教育事业的计划……全光了,全完了。”在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手写下“我愿她幸福”,这种对妻子的真挚的爱,真是让人潸然泪下。汪文宣的懦弱是长期心理压抑所致,事业成功和经济收入是男人尊严的象征,更是男人本色的彰显,面对妻子的强势,汪文宣无处宣泄,又得不到妻子的鼓励,因此走向了自我毁灭。二、曾树生:爱和自由的错位曾树生是一个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新女性。受过教育,敢于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当年,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地和汪文宣结合在一起。她与汪文宣的性格不同,有着更为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家庭的寒酸,丈夫的体弱多病及懦弱无能,婆婆的冷言冷语,以及对青春短暂的恐惧,使她不甘心在这种阴冷枯寂的环境中蹉跎岁月,蚕食青春。她虚荣心特强,甘愿在银行当花瓶,尤其对年轻的有钱有势的顶头上司的追求感到诱惑而无法抵抗。每次她哼着小曲,迈着轻快的步伐回到家里,看到等她晚归的丈夫,她的内心不是不内疚,可看着他的脸带一种不干净的淡黄色,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在他的身上她看不到任何力量和生命的痕迹。“一个垂死的人!”她恐怖地想道。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她受着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压迫;另一方面,是来自家庭的压迫。这使她十分痛苦。当她受到婆婆的辱骂以后,丈夫还要她向婆婆道歉,她再也无法忍受了,给丈夫写了那封要求分开的长信:“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曾树生在苦难的命运面前挣扎、反抗,追求幸福和自由,这没有错,但她缺乏正确的反抗方式和生活道路。她的根本矛盾就是一方面要追求幸福和自由,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幸福和自由如何才能获得。她只能靠尚还残留的一点青春和美貌去换取生活保障,为物质享乐而不惜卖身。她与陈经理与其说是一场爱情,还不如说是一次调情,即使最终能和陈经理结婚,她也只能依附于他。可是这种所谓的幸福的保质期有多长呢?对她来说,年老色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如果曾树生没有了娇美的容颜,陈经理还会爱她吗?她不站起来进行斗争,就只有永远处在被动的地位。作品写她两次挣脱了旧家庭的桎梏(娘家与夫家),仍未获得真正的幸福与自由。可见,女性仅仅获得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还不算解放,最终解放在于女性自身价值的实现,曾树生离开汪文宣而转投陈经理只是经济上的依附,只不过从一个小公务员妻子的身份到一个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罢了,与其说是另觅新爱,不如说是内心深层意识中仍处于弱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