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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垃圾分类]什么是生活垃圾分类垃圾围城城市像一个能量黑洞,在它的身体里,锁锢着无限的体力、精力、智力、财力、权力和活力。因此,你会觉得城市无所不能,城市是世界上最好的发明,城市是资源最富足的地方,城市是最民主的地方,城市是最能够实现理想的地方。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城市是最虚弱的,最草率的。城市人每天吃的是有毒食品,用的是粗制滥造之物。2000年之后,有许多城市居民突然醒悟,当他们以为城市是最干净的地方的时候,却发现城市是最肮脏的地方;当他们以为城市最先进最发达的时候,却发现城市生态最恶劣、思想最保守;当他们以为城市人最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却发现城市居民根本没有任何武器防身;当他们以为城市是最讲公益的充满公共精神的公共场所的时候,却发现城市可能是最冷漠、最自私和最无情者的汇集之坑。垃圾本来是“城市金矿”,可由于我们开发得不好,垃圾都成了品位极低的“城市贫矿”,甚至成了恶臭难当的“杀人武器”。过去的专家喜欢说垃圾围城,后来有人又喜欢说垃圾围国。垃圾围国的进程,是城市包围农村的过程,是城市不停地把垃圾往郊区、往农村推的过程。同时,维权的进程也是由城市向农村挺进,或者说,由城乡结合部向农村挺进。唯一的指望是垃圾分类和综合利用,唯一的指望是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难有收成的“试验田”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其实都曾经是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试成。如果你了解北京的垃圾分类史,你就知道,北京的垃圾分类与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密切相关。1996年,从美国回来的廖晓义创办“北京地球村”时,立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垃圾分类。1996年之后将近10年的北京垃圾分类史,几乎就是北京地球村的工作史。后来,中华环保基金会、自然之友、北京地球纵观环境教育中心等保护组织也陆续大力介入。可以说,对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已经达到了极限。居民早已跃跃欲试,有一些小区,就是在民间环保组织的感召下,开始了垃圾分类的艰难践行之路;有一些人,就此投身到了垃圾分类的事业中。1996年,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鼓动下,北京开始尝试垃圾分类。10多年过去,不敢说一点成就没有,但是真要是寻找其成效,我们只发现了“三个孤独的垃圾战士”(编者注:本文为节选,仅介绍其中一位)。他们的遭遇和困扰,可以说就是当前中国垃圾分类的典型环境。宋万吉:“专业分类员”“中国第一个绿色社区”北京宣武建功南里只有5座楼,这个小区有20多位外国高级官员来参观过,被无数的媒体记录和采访。然而,事实上,这个小区是孤独的,它在孤独中靠撒谎以维持颜面。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民宋万吉和他的老婆,就住在这个小区的地下自行车库里看管自行车,他们夫妇俩每月可以得到1000元的收入。另外还可以得到200元,是他们帮助这个小区作垃圾分类的额外补助。1998年,致力于垃圾分类的北京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遇上了时任宣武区环卫局长的张宏生。张宏生当时正试图在全区推广垃圾分类,他们联合选择了建功南里作为试点。当时的目标很宏大,绿色社区模式包括社区的环保设施和公民参与机制,它涉及节能、节水、垃圾分类、绿化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涉及环保的软件建设,例如:一个由政府部门、物业公司、民间组织、居委会及居民代表组成的联席会议,一支能起骨干先驱作用的志愿者大队,一系列持续性的环保活动和一定比例的绿色家庭。建功南里的物业公司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垃圾分类成了物业管理的分内工作,并在垃圾分类系统管理的基础上发展出社区环境管理体系,使小区通过了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的认证。当时,为了保证分类更加有效,物业“有专门的保洁员进行辅助性的二次分类”。宋万吉,就是这个“专门的保洁员”。小区的门口,有一个废旧电池箱,他住的屋子外,放着几十公斤的废旧电池,他说多了之后,会有专门的公司来运走,但具体运到哪里,谁来运,运走后有没有回执收据之类。他不知情,“那是物业的事”。小区的门口,有一个密闭式垃圾清洁站。清洁站紧靠小区的一侧有间小屋子,里面,放着一台“厨余垃圾处理机”。每天,宋万吉要解开居民的垃圾袋,把里面的“剩饭剩菜”挑出来,约挑满50公斤之后,就倒进这个处理机里。处理机里面有个搅拌机,它帮助这些有机物发酵,大约一年,这个机器就满了,里面的有机物就变成了有机肥,用来作小区的绿化基肥。现在还有居民做分类吗?宋万吉说:“这么麻烦的事,谁来给你做?开始头几年,做的人不少,现在最多只有几个老大妈可能还在做。”你知道她们是谁吗?“不知道。你去问居委会吧,她们可能清楚。”宋万吉的收入,当然还有极少的一部分来自于从垃圾中捡出来的废旧物资,攒上一个月,最多能卖上那么几十块钱。但这种“横财”,越来越少了。“居民们知道,玻璃、金属、纸张、旧衣服什么的,都能卖,不像过去那么乱扔了。唯一多起来的,是塑料袋。这东西没办法,卖又没人要,捡出来也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