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产业发展.doc

【文献号】1-711
【原文出处】理论与现代化
【原刊地名】津
【原刊期号】200306
【原刊页号】58～61
【分类号】F3
【分类名】工业经济
【复印期号】200401
【标题】制度创新与产业发展
——天津自行车产业发展的案例研究
【文章日期】2003-05-20
【作者】谢思全
【作者简介】谢思全（1951－），女，汉族，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邮编：300071
【内容提要】天津国有自行车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从辉煌一步步无奈地走到了衰落的地步。其原因主要是国有
企业垄断优势的丧失，生产组织方式的刚性制约，国有企业基本制度的缺陷。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中主动退出
，为民营自行车企业的发展“让”开了道路，民营自行车小企业迅速崛起。分析其原因除了国家产业垄断格局、
政府许可证管制放松等原因之外，企业集群是天津市自行车小企业迅速成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由此可见，制度
创新对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摘要题】地方经济
【关键词】制度创新/产业发展/自行车产业/天津
【正文】
中图分类号：F4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3）06-0058-04
2002年上半年，天津的统计数据显示，原来被认为是已经衰落了的天津自行车产业，到2000年出现了产销量
的大幅度提升（见图表1）。有所不同的是，现在支撑天津自行车产业再度兴起的主体不再是国有大企业，而是一
大群民营小企业。
图表1天津市自行车产销量的变化（万辆）（注：由于资料限制，1955年、1965年、1975年这三年的产量系
1950－1959，1960－1969，1970－1979这三个时间段总产量的平均值。）
附图{图}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自行车行业协会数据。
为此，我们以天津自行车产业为对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的自
行车产业所经历的由兴盛到衰落，再到重新振兴的转变过程，正是该产业从国家垄断到多元竞争的产业组织的转
化过程，也是民营企业替代国有企业的一个制度创新过程。这一过程使我们对制度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有了新
的认识，并形成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
一、“飞鸽”的衰落与国有经济的退出
天津原是中国两大自行车生产基地之一（另一基地是上海），天津的“飞鸽”自行车和上海的“凤凰”、“
永久”，并列为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也是天津市轻工业引以为自豪的一面旗帜。在“六五”、“七五”期间，
天津市政府先后共投资2.4亿元对其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合并了十几个企业组建起“飞鸽”集团，企业员工达到
3万多人。这些举措使天津市国有自行车企业的生产能力迅速增长，产量不断提高。年产量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
00万辆，上升到80年代末的661万辆，是天津市财政的利税大户，也是天津市的支柱产业之一。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从20世纪90年代
初，“飞鸽”集团全面陷入困境。开始是产品积压，产量减少；而后是连年亏损，负债增高；最后不得不全面停
产，数千名员工分流下岗。自行车的产销量最低下降到10万辆左右（见图表2）。企业也不得不依靠厂房土地出让
来偿还债务。
图表2飞鸽自行车集团1992－1999年产量的下降（万辆）
附图{图}
资料来源：《天津统计年鉴》，自行车行业协会数据。
不到10年，国有自行车企业的王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从辉煌一步一步无奈地走到了衰落的地步。“飞鸽”这
个曾经是家喻户晓的著名品牌，也逐渐地销声匿迹。
分析国有自行车企业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1.国有企业垄断优势的丧失
天津国有自行车行业的鼎盛依赖于计划体制、短缺经济和国有产业垄断三大环境优势。在计划体制以及刚刚
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里，天津自行车产业上有国家资金支持，下有国有商业包销，产品尽产尽销，年产量稳步增
长，一度具有很强的赢利能力，可谓天津市财政的一棵“摇钱树”。
从1992年开始，中国加快了市场化制度创新的进程。国有自行车企业的垄断优势逐一消失：首先是计划体制
解体，国有商业不再包销国有企业生产的自行车。其次是短缺经济消失，消费者在代步需求满足之后对自行车有
了多样化和流行化的要求。“傻大黑粗”的传统产品卖不出去，产品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积压。再次是国家的产业
垄断被打破，非国有的自行车企业开始进入这一领域，并且很快显示出了活力。在变化了的环境下，国有企业原
有的垄断优势丧失，新的竞争优势又未能形成，其获利能力很快丧失。
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国有企业在市场占有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应变能力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不足，“傻大黑
粗”的“飞鸽”名牌难以与花样翻新、价格低廉的各种品牌抗衡，因此原来的市场优势很快丧失，民营的各种品
牌产品逐渐占领了市场。
2.生产组织方式的刚性制约
传统国有企业的生产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