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论文.docx

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论文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译者的研究不再停留在从语言层面来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是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文化贡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再被看成是对原作不负责任的改写，而是其个人经历、自身的双语文化能力、翻译动机、时代背景等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的具体表现。寒山诗是我国唐代诗人寒山所创作的诗作，自从被译介到美国后出现了多个版本。而在众多的英译本中，加里•斯奈德的译本最为成功。在翻译寒山诗时，加里•斯奈德的译者主体性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从对译本的选择、译本的理解、译本的表达到译著序跋无处不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然而传统翻译理论大都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虽然从这一角度研究翻译曾大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传统翻译理论对于翻译问题的探讨往往只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对应，翻译活动被看成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过程，而影响和制约翻译过程的外部因素的研究则被完全忽略了。［1］其次它对翻译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原著的权威地位上的。以语言转换观和原著中心论为核心的传统翻译观导致了对翻译主体的遮蔽，尤其是对译者的忽略，译者通常被比作“舌人”、“媒婆”等。因此，我们的译者/翻译家研究就只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评价其译作的得失，而不能从文学、文化层面来评析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贡献。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1］，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这种转向使翻译研究者不再纠缠于规定性的指令，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翻译不再被看作是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翻译主体的问题，对翻译主体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译者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但关于翻译主体性，译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是指译者、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性和他们的主体间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主体性就是指译者主体性。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那么，什么是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它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的文化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2］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通过对译者译本的选择、解读、表达以及译者在译诗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四个方面的阐述，试图分析和探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加里•斯奈德在翻译寒山诗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及其对翻译的影响。二、寒山、寒山诗及其翻译寒山，唐代隐逸诗人，隐居于浙江天台翠屏山寒岩。隐居期间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打扮奇异，行为怪诞，人称“疯癫汉”。居寒岩后，寒山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并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有“好事者随而录之”，约三百余首，编为寒山子诗集。［3］据台湾学者陈慧剑考证，寒山诗流传下来的有314首之多。这些诗富藏禅理，然而语言通俗，极为口语化，有时甚至以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语、俚语入诗。然而我国的诗学传统强调从内容到语言的雅致和含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寒山诗未能取得传统文人志子的认同和青睐，［4］被正统的文学忽视以致排斥。虽然在本土的文学传统中长期受到忽视，但寒山诗在国外却很受欢迎，尤其是在日本和美国。寒山诗被介绍到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正盛行禅宗。目前较为通行的英译寒山诗有三种。有亚瑟•魏雷(ArthurWaley)1954年译的27首寒山诗。1958年加里•斯奈德(GarySynder)在《常青藤》(EvergreenReview)杂志上发表了24首有关寒岩和禅境的寒山译诗。1962年伯顿•华特生(BurtonWaston)选译寒山诗124首。三个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本影响最大，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得到了普及，成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食粮。三、加里•斯奈德译者主体性在“寒山诗”英译本中的体现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BG代表人物之一。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期间，斯奈德在著名汉学家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诗，后来他东渡日本学习禅宗，1969年回到美国后，他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同时继续广泛地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成为美国环保运动的代言人。［5］1958年，斯奈德在《常青藤》杂志上发表了24首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