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宝黛的爱情.doc

试论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红楼梦》为我国古代堪称第一的一部奇书，其内容之博大精深，如同一部百科全书；其艺术造诣之精妙，有如一座艺术宝库。对这样一部“言近旨远，辞浅义深”的反面春秋，遗憾于不识细究，囫囵吞枣地读上一回，也觉感慨万千。但本人既缺乏红学家的见识，也没有政治家的思维。限于水平，仅以一个世俗人的眼光，从时代、命运、性格几个角度，对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探讨一二。管中窥豹，难免只见一斑；痴人说梦，也不管如何贻笑于大方之家了。一、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红楼梦》开篇阐明：本书无朝代年纪可考，是假借汉唐的假语村言，而将真事隐去。实则描绘的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社会现实。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他的尽头，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生产关系的变革，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学领域的革命，近代民主思想悄然萌发，反对君主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如黑暗幽谷的一道闪电，寂寞荒野的阵阵雷鸣，振聋发聩，鼓舞人心。新思想的出现和旧世界的消亡，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一片恐慌。于是，他们千方百计予以扼杀，一方面强化程朱理学，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以图鱼肉黔首，控制百姓。宝、黛、钗就是生长在这种“末世”中的“末世人物”。他们处在封建大家族的控制之中，又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响，因而自发地形成了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一方是以贾政、宝钗为代表的封建卫道者，作为正统思想的维护派，他们对封建礼教诚惶诚恐、深信不疑，因而对新的思潮深恶痛绝。另一方是以宝玉、黛玉为代表的民主思想派，作为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他们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所处的阶层格格不入。双方争夺的焦点归结在贾宝玉身上，因为宝玉是贾府当然的继承人。在当时贾府气数将尽，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百年基业”，确保“富贵流传”，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宝玉身上，盼望他能读书上进、科举及第，光宗耀祖、显亲扬名。贾政对宝玉读书提出的要求就是：“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红楼梦》第九回）谁知宝玉却视功名若寇仇，弃富贵如敝屣，与父亲的要求大相径庭，与宝钗的愿望大异其趣。他不但不喜仕途经济，且不爱道德文章。面对官方哲学，他敢说“除《四书》外，都是杜撰，除‘明明德’外，无书。”因此，“竟将《四书》外的其他书都烧了”。可是，《四书》又读得怎么样呢？“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忘了”（《红楼梦》第七十三回）。却“每日家杂学旁收的”，将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爱如“珍宝”。（《红楼梦》第二十三回）封建家长们希望他中规中矩、求取功名，承继祖业，作封建家族的孝子贤孙。他却一心向往思想自由，要求个性解放。平时他将“热衷功名”的人骂作“禄蠹”，以与他们为伍为耻辱，却喜欢与柳湘莲、蒋玉菡之类的下九流戏子们“鬼混”，并视为挚友，引为知己。原因就在于：他羡慕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常叹自己“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不得自由，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双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对立，使宝玉如笼中鸟一般，眼前天宽地广，就是找不到出路，只能在彷徨中苦闷，在苦闷中彷徨。为寻求精神寄托，便一味闲情痴意，专在女儿堆中厮混。在大观园那个青春纯洁的“女儿国”里，他得到了暂时的自由，他在那里偷读禁书、谈情说爱，参禅作偈、饮宴弹唱，百般快乐、消闲日月。与当时污浊世界的意外隔离，使他从大观园那一班涉世未深、纤尘不染的少女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完美的“人”的化身。并以此推论天下女儿。因而常存“幽微感触之心，痴妄委婉之意”，以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红楼梦》第二十回）进而推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所以，“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红楼梦》第二回）他的人生信念是：得到女儿们的怜惜，便是“一时死了”，或“一生事业尽付东流，亦不足叹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因而乐于为彩霞瞒赃，为香菱换裙，为妙玉亲投回帖，为众姐妹开夜宴庆寿。唯有贾政要求读的书，早已忘到了九宵云外。他心里装不下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却因为“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红楼梦》第七十回）如此奇谈怪论、异端邪说、偏僻行为，“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招来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红楼梦》第五回）只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那就是他的盟友林黛玉。黛玉因“在人屋檐下”而要求人格得到尊重，与宝玉的民主思想意气相投。他们混沌初开，坐卧不避，言和意顺，略无参商。经过长期的耳鬓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