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docx

也谈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也谈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一、文学是审美的--文学功能的核心要素分析文学是审美的，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它是审美教育的最佳途径。最早把文学教育的任务提高到审美层面的是德国的思想家、文学家席勒。席勒针对工业化社会带来的人的单一化、片面化、残缺化，提出审美教育，以全面发展的人的感性和理性。他认为感性的人只有经过审美教育变为审美的人，最终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人。在我国，最先起来响应席勒理论的是王国维和蔡元培。王国维在《教育杂感》中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王国维受西方美学理论影响颇深，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文学的精神感染作用显然是通过审美的途径来实现的。蔡元培先生把教育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现象世界”的教育，也就是德育、智育和体育。它是服务于国家政治和国家利益的，是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是服务于眼前的现实利益的。一个是“实体世界”的教育，也就是审美教育。他认为，人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活着，人还有一种超越现象世界的追求，一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所以教育要培养学生的一种终极关怀，培养人的信仰和信念。蔡元培先生“两个世界”的教育理想，在强调培养精神追求的同时，突出了审美教育的地位，审美是以艺术形式为载体来实现的，文学首在其中。这里，特别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实体世界的教育就是审美教育”这样一个命题。也就是说，德育、智育、体育等并不是“实体世界”的教育。“实体世界”也就是人的主体世界，除审美教育之外，其他的教育都是关乎“身外”的教育。文学是审美教育的最佳途径，文学是以培养审美的人为最终旨归的，文学也是以审美的方式作用于阅读主体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读了一部《诗经》，自然会识得许多鸟兽草木知识，也会懂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若干道理，文学作品确实是具有认识作用和教化作用的，但是，这些作用不独文学作品，其他文章样式也同样具有。可见，文学作品所服务于人类的不是认识和教化，而是审美。中国的传统文化最讲究经世致用，强调实用性、功利性，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中国人往往缺乏想像力，缺乏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维，缺乏终极关怀。这和希腊人截然不同，他们把追求美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古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这种追求美的倾向也同时浸润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中国人最需要文学艺术的熏陶，最需要审美教育。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我们文学教育就应该唤起人的这样的一种想像力，一种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具体地说，首先是为青少年奠定一生的“精神的底子。”就像李玉和说的：“有了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二、审美不应包含认识和教化--文学审美之阈限框定文学的审美教育是通过直觉的方式作用于阅读主体的，凡进入审美境界的阅读，阅读者都是持有“无所为而为”的心态的，都是把文学作品当作独立绝缘的意象来看待的，这其中不包含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和科学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和文学的认识作用、教化作用是截然不同的。笔者以为，当我们谈论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的时候，不应该把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化作用涵盖进来。即使是文学的娱乐作用，虽然它与审美教育是密切相关的，但也应该区别出其中的审美因素和非审美因素，这样才更有利于我们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也更有利于指导学生阅读和鉴赏文学作品。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以理性的方式来把握的，用的是一种科学分析的方法，其目的是引导人们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人生，文学作品对人们心灵世界的影响固然有这方面的认识作用，但这不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更不是其本质特征。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历代统治阶级无不利用文学的这一功能对劳动人民进行思想统治。但是，由于教化这种作用方式的明显的政治目的性，决定了它与审美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千百年来，中国儒家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微言大义”式的文学功能阐释，一直把文学作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来作贱。“不学诗无以言”，不是告诫人们要以诗意栖居的方式来构建生活形态，说出话来都要带有诗情画意，而是说，“诗”作为一种政治和道德经典，其中许多诗句都已成为政治和道德格言，可以很有效地应用于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虽然人们也很看重这诗中“文”的色彩，但它和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方式还是格格不入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这几句话主要是谈《诗经》的认识和教化作用，显然，当时的孔子并不是把《诗经》当作文学样式来阐述的。但是，儒家这种“微言大义”式的文学功能阐释传统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们有些人对文学的审美教育作用的认识，还远没有跳出这一樊笼。把认识作用和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