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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下小说女性形象分析论文【文章摘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杨映川小说创作的主要方式,她的小说刻画了在21世纪中国现代都市大背景下,诸多在物欲与爱情之间痛苦交织的男女形象,特别是打造了一系列游走在都市爱情中的女性形象群。本文尝试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视域观察杨映川小说中的女性,以《淑女学堂》这部长篇小说为例,通过对文中女性形象生命原型的审视和解读,打破男性与女性强弱分明的二元对立,实现女性的文化自觉和性别自觉。【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淑女学堂;女性形象;生命原型2014年杨映川出版的长篇小说《淑女学堂》,以两名艺校毕业的女性宋紫童和龙婷婷单枪匹马在都市奋斗的生命史为主线,揭示了更为鲜明、深刻的两性生存悖论,具有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色彩。本文尝试寻找作者笔下女性形象的生命原型,挖掘生存悖论的源头所在,以此实现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共生的生态女性主义终极目标,从而求得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的独立和解放。在人类为中心的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传统渗入人类骨髓,女性被驱离她们的身体,同时也被禁锢于她们的身体。女性形象作为“他者”处在弱势地位,承载着太多的苦难,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的现代化进程中追踪女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梳理在“人类-自然”、“男性-女性”二元对立冲突中的生命原型,发掘女性形象带血带肉的生存经验和审美体现,体现女性个人生命真实的生态和本质,从而“改变人们对女性与自然的态度,以期能够改善全人类、其他生物以及整个地球的生存状态”。1家园意识——女性精神家园的缺失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和传统,在融入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中阴阳和合的自然观,提炼出当代女性“她,何以为家?”生命原型。“家园意识”立足于女性自我的生态整体主义的宇宙观,从中提炼出女性形象与生态命题,寻找到女性她的灵与肉在当代社会纷繁芜杂的深穴中幽突奔走、颠沛流离的根源。《淑女学堂》中的女性在都市奔走的的目标正如宋紫童在与龙婷婷吃辣椒酱拌饭时恶狠狠的说:“我们算是投错胎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呀,将来我要穿名牌,我要开小车,我要住别墅!”女性在大都市闯荡,出于人对生存现状的不满,因而总会不断地迁移或者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生态主义叙事中的“家”意象始终不自觉的出现在女性作家以及她所描述的女性形象身上。鲁枢元在出版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出版)中提到,(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一切过错,一切邪恶,都是由于女性天生的严重流失、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因此,女性在社会中“算是投错胎”,谋求一份职业或创造一番事业异常艰难,因为“这些职业打上了纯粹男性文化劳动的标记。”小说中宋紫童、龙婷婷艺校毕业之后在求职的道路上历经坎坷,连生存都难以保障,在这由男性掠夺自然创造的现代文明中,虽然女性天然地具有大自然的生态特征,但并没有得到另眼相待。现代文明照耀下的“家园”,并没有给予身处在其中的自然与女性一个美丽的“家”,相反带给女性的是畸形、残缺的身体。小说中野心勃勃的宋紫童,将“嫁得好”作为寻找精神家园的途径。现实中的“家”是残缺的,母亲的早逝,父亲宋承业只是个卖油豆腐的小贩,作为父亲,他鄙俗、自私自利,他所创造的“家园”悬挂在父权、男权制度下。按照传统,孩子读书所需的学费、生活费等,父母责无旁贷。但在这个家庭中,女儿要想上大学必须要和父亲进行谈判,甚至用到威胁不给他养老才说服父亲给出学费。而宋紫童上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名字改掉了,将父母起的名字“宋艳丽”改成“宋紫童”。改名事件象征着男女两性博弈中女性的胜利,宋承业是衰落的父权象征,但同时也是悬挂在宋紫童头上的无形的“包袱”,不断提醒自己的处身和在家中的地位。父权制度营造下的“家园”不适合女性的成长,甚至给女性带来创伤,宋紫童潜意识追求的爱情、事业双丰收恰恰是因为家园的破碎造成的。2身体意识——女性肉体、情感的发现在科技文明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女性/自然遭到男性/人类的掠夺和占有,重新成为依附性的存在。女性要通过自己的美貌、身体、才华吸引男性,以期男性给予她们爱与希望,给予她们一个家园,本身就是一个可悲的现实。小说中的“淑女学堂”开设的是琴棋书画、家庭理财、家庭教育等课程,目的是培养具有传统气质的淑女形象,这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要求。用“女人帮”的话说是将女人推到一个最卑微的境地,教会女性依附家庭,取悦丈夫,而女性自我的发展并没有放在主要地位。男权文化秩序的规约影响了女性性别角色、性别气质的塑造,使淑女学堂培养的女性成为男人的审美对象,这是对女性内心深处一种更为有力的无形束缚。故“淑女学堂”的存在恰恰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并按照男性的标准来塑造自己,培养出一个个标准淑女,正是男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身体束缚和心理束缚。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自我的发现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