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学对词学的影响论文.docx

唐宋诗学对词学的影响论文唐宋诗学对词学的影响论文唐宋词学是诗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诗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词借鉴诗歌的创作方法，形成了一个“以诗为词”的潮流；词还依托发达的诗学理论，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形成一个词学的正派系列。诗学对词学产生影响作用，是从文人士大夫染指于词开始的。唐五代词人，如李白、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韦庄等多是著名的诗人，他们习惯用写诗的方法填词，因而早期的文人词被称为“诗客曲子词”。宋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期，思想由开放转向内敛，社会风气由奋发向上转向无所作为，士人也把建功立业的豪情转化成了听歌观舞的雅兴。这时俗乐繁盛而词作又很萧条，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柳永以其从俗的词风，迎合了市井阶层的趣味，因而柳词盛传一时；柳永的某些词句气象恢弘，不减唐人高处。同时的晏殊、欧阳修词也被称为句读不葺之诗。稍后的晏几道继承了汉魏乐府的传统，用小词抒写盛衰之意、今昔之感。北宋后期周邦彦词下字运意、皆有法度，词句往往从唐宋诸贤诗句中化出。贺铸也擅长化用唐诗典故，据称他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奔走不暇。对北宋词坛影响最大的，还是苏轼引导的“以诗为词”的潮流，他把诗词之间仅剩的一点界限冲刷得干干净净。苏轼不满柳永词的格调低下，以提高词品为己任。他把词情与诗意等同起来；为了提高词的言情品位，苏轼不惜牺牲词体特质，破体为词。这就是陈师道所说的以诗为词。苏轼不仅指出了宋词向上的一路，而且还在词中融入了宋诗才学化的特点。黄庭坚说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韵力高胜，“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山谷集·跋东坡乐府》），这充分说明了才学、性情对词人词风潜移默化的作用。北宋灭亡、南宋王朝立足未稳之际，时代需要慷慨昂扬、奋发有为的词作，苏轼于是就成了南渡词坛的典范。胡寅、王灼、汪莘从提高词品方面，充分肯定了苏轼词的意义。张孝祥刻意摹仿苏轼词作；辛弃疾则继承苏轼“以诗为词”的精神，并把它推演为“以文为词”、“以赋为词”的创作方法，流风所及，形成了一个阵容壮观的辛派词人群体。对于这派词人而言，词的题材被无限的扩大了，词中用典也不受任何限制，凡可以用诗文表达的情感，都可以用词来抒写。词体的特质消失了，词变成了一种长短句式的新体诗。与此相对的本色词派，也从“以诗为词”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姜夔把苏轼天才化、个性化的清空，演化成一种包含一系列法度、可以普及开来的创作风格。唐宋诗学对词学更进一步的影响是从理论上的渗透和浸润。在诗论家的潜意识里，词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而是诗学的`一个分支。吴曾《能改斋漫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以及周密《浩然斋雅谈》都将词话附录在诗话之后。诗论家认为词除了配乐歌唱以外，与诗歌再没有什么区别了。林景熙提出了诗词一理的理念，他说：“乐府诗之变也。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美化厚俗，胥此焉寄？岂一变为乐府，乃遽与诗异哉？宋秦晁周柳辈各据其垒，风流酝藉，固亦一洗唐陋而犹未也。荆公《金陵怀古》末语‘后庭遗曲’，有诗人之讽。裕陵览东坡月词，至‘琼台玉宇，高处不胜寒’，谓苏轼终是爱君。由此观之；二公乐府根情性而作者，初不异诗也。”（《霁山文集·胡汲古乐府序》）金人王若虚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他说得更为直截：“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滹南诗话》）正是由于这种观念普及流行，宋人诗话往往也适用于词学。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姜夔既是江西诗派的先锋诗人，又是江湖词派的开山祖师。他的诗歌理论对南宋诗学和词学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功夫与涵养的观点，被张炎吸收，变成了《词派》中“骚雅”的审美理想：法度与创造、清潭见底的诗法，变成了“清空”的词法。张炎的《词源》中的一系列术语，如“融化词句”、“深加锻炼”、“意趣”等，都来自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就连张炎《词源》中的“清空”，也出自赵汝回的《瓜庐集序》，正是借助唐宋诗学来建构自己的理论的。张炎还受方回一祖三宗说的启发，构建了一个宋代词学的正派体系。张炎把正派系列接轨在北宋词人周邦彦的门下，理由是：“学者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词旨》）这正是黄庭坚强调的学习杜诗的原因，他说：“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要须读得通贯，因人讲之。百许年来，诗非无好处，但不用学。亦如书字，须要以钟王为法耳。”（王正德《余师录·与赵伯充书》）张炎引用这句话，是说周邦彦词同老杜的诗歌、钟王字帖一样，典雅而有法度，易学且不走样。而他把周邦彦比作杜甫，为正派系列树立一个创作上的典范。张炎论词要诀还突出了姜夔对于江湖词派的实际贡献。姜夔在该派中具有开宗立派、示法后人的崇高地位，等同于江西诗派中的黄庭坚。而姜夔词尽兴率意、字句生硬的弊病，又在史达祖的句法、吴文英的字面中得到了纠正。史、吴位对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