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docx

张维迎：张维迎：点评很不容易，刚才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和冯仑是大学同班同学，但是我在我们班的时候，我们看他有潜力成为一个政治家，没想到他后来变成了一个企业家。因为他是搞研究出身，所以下海之后仍然不断的进行学术研究，所以自己读书，而且拿到了博士学位，所以被称为商业界的思想家。我本人和他的交流比较多，所以他很多故事我原来有一部分听过。刚才他讲的非常精彩，他是以自己做企业的感受，讲到民营企业经历的几个阶段，特别是谈到怎么处理创业元老之间的关系，怎么分家，一直到现在怎么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主持人说我对他的观点有批评，今天也他不上批评，我们只是交流，也许对郭总的批评更多一点，但是他不想让我批评他，所以安排别人点评。给我安排一个小时时间，我觉得有点长，既然如此，我就结合点评他，讲一些更宏观的问题。有一个统计，就是200年前，人类所有消费产品是十的二次方到三次方，就是几百种，各种各样的、镰刀、斧头、钥匙都算上。现在人类消费产品有多少呢?是十的八到十次方。我们消费感觉并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消费东西的时候，比如手机的时候，实际上是花费了成千上万的产品生产出来的。人类最初消费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比如镰刀、斧头这些工具，尽管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麦子是怎么种下来，怎么收割，然后面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张维迎老师怎么是十的二到三次方产品变成十的八到十次方呢?这里面我们看到是各种产业链条的延长，原来一个人做的事，现在无数人去做，我们在吃馒头的时候，在座的可能没有人种过麦子，没有人磨过面，但是这些都有人去做。问题是怎么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转变?在80年代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靠企业家精神，包括在座的各位。我们想一下，我们看西方200年，我们想中国30多年前，我们除了“富二代”之外，大量跟我年龄一样的，更小的是70后的应该有记忆，我们产品非常匮乏。我们今天用的大部分产品，我们真的想不到，就是打死也想不到说20年之后、30年之后我们可以用上手机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人创造的，创造这些东西的这些人肯定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思维是循规蹈矩，企业家是什么?他就看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东西，他没有任何经验，也找不到任何统计数据，但是他们就做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合作，也是冯仑的同学，写了一本书叫做《论企业家》，这本书大家可能拿到了，已经是第三版了。这本书的核心就是说一个国家经济能不能发展，不是看所有人做的事情，而是敢冒险这些人在做什么?这个里面有两类，一类是等级制度当中政府系统，还有部队，另外一个就商业。这两个领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赢家通吃，或者经济学术语叫做报酬递增。什么意思呢?你是一，我是二，你的是一，我就是三，另一个人，郭总是三，那么他就是六，或者七八。所以，大家看到企业家很多，但是最顶尖的企业家，像比尔盖茨、李彦宏、马化腾，这些跟开个小餐馆，做个小生意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才能使得这些有才能的人进行这种选择，就是激励制度，我要做什么?是当官还是做生意?这个不仅仅是能多赚钱，我强调一点，前面很多伟大的企业家，包括在座各位，你可能一辈子、两辈子都消耗不掉你们挣的钱，为什么我们还在努力呢?这是人性的特点，我们在追求卓越，我们在追求成功，我们尽量发挥人身上的生理的、心里的、精神的潜力。所以，这激励制度就非常重要，在中国古代，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之前，有两千多年的时候，中国最有才能的人干什么去了?大家知道都在当官，因为是报酬最高的一件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就，我们之所以能够给普通人提供这么多的无数的产品，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些最有才能人的选择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在十几年前就说中国企业家到三代，现在已经到四代、五代，我只看了三代，而且我这本书里面预测了两代，没有谈三代。第一代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农民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是什么呢?在中国计划经济下，有很多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但是我们管的很死，你做生意不可以，这些人都当农民，偶尔有做的，就按照投机倒把抓起来，关几年。所以大量有才能的人都跑到政府去了。但是还又有身份管制，想当官也当不了，当兵也当不了，只能当农民。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释放出第一批企业家，他们觉得做生意比当农民好，他的创造性的发挥，还有其他精神的需求。所以第一代农民企业家，从个体户到企业，一直到后面的私人企业。第二代是什么?就是官员性的企业家，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92派”，有一些年代符号的色彩，大体上和我说的第二代是类似的。冯仑我想他是第二代，他们在政府都是处级干部，处级干部在北京不算什么，在地方就是大官，是政府一个重要的官员。我说在北京不算什么，就是职位不算什么，但是处长权力很大，所以有人说“处长经济”，也是有一定道理。他们为什么要下海?我想也是激励机制，简单的说就是在1989年之后，1988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