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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银行业发展回顾及2022年经营展望分析1、“跨周期”调控下的政策选择与银行业市场表现1.1、为什么中央要提出“跨周期”调控?“跨周期”一词首次出现在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会议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而在2021年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什么在连续两年的年中政治局会议上,中央会反复提及“跨周期”?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考虑:一是去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明显上升,稳杠杆势在必行。伴随着2020年疫情期间逆周期调控政策力度的加大,我国宏观杠杆率也随之明显上行。根据社科院的统计数据,2020年9月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71.2%,较年初提升约25个百分点,这一幅度与2015-2019年期间的累计幅度持平。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上行幅度较大,2020年9月末为164.6%,较年初提升12.7个百分点,居民和政府部门分别上行5.6和6.4个百分点。因此,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及我国经济发展逐渐恢复正常,有必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降低实体经济部门债务负担,防范金融风险的滋生和蔓延。二是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空间。易纲行长曾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在整个货币政策操作的过程中,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空间,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中尽量长地延续正常的货币政策”。这一提法站在历史的长周期视角,回答了我国货币政策在全球宽松潮下应该遵循的基本方向。不可否认的是,与部分深陷负利率“沼泽”、过度依赖量化宽松方式的发达经济体相比,尽管我国货币政策仍有一定空间,但较前期也已有所收窄,特别是疫情期间逆周期调控政策的力度加大,使得我们更需要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在全球进入“低利率”时代的大背景下,正常货币政策空间已成为“稀缺资源”,我国应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深化改革激活内生增长潜力,避免形成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三是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要逐步降低对传统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等老动能的依赖,而诸如新能源、新基建、半导体等新经济动能则需要加强呵护和培育。在此过程中,跨周期调控更加凸显结构性优势,通过结构性宽信用支持新动能,也要通过严监管约束旧动能。但在新动能和旧动能的平衡过程中,跨周期调控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大方向、大原则不变情况下,循序渐进。例如,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总体依然是“房住不炒”的原则,但多重政策的推出和挤压,也会造成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表调整的滞后,现金流压力加大。此时通过适当的精细化“松绑”,有助于起到促进销售回款、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作用。因此,在跨周期调控下,政策的出台会避免走以往过度依赖财政货币刺激的老路,张弛有度地运用好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推动经济的“行稳致远”。1.2、“跨周期”调控下的货币政策选择跨周期调控是对逆周期调控的丰富与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决策层不再关注短期经济波动,在面对经济短期下行压力之时,也会采用相应工具进行对冲,旨在避免经济滑出合理区间。因此,跨周期调控的核心思想在于“平衡”二字,即平衡好短期与长期、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关系。下一阶段货币政策选择方向大致如下:第一,降准并不意味着“大水漫灌”,短期内央行主要通过OMO+MLF“削峰填谷”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本次法准率“紧急迫降”,从侧面反映出今冬明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需要尽快对经济“稳增长”做出举措。更为重要的考虑在于:1)保市场主体重要度提升。当前国内疫情仍然呈现散发状态,对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上的小微企业冲击持续存在,中小微企业正常运行压力巨大,市场微观主体不稳固。2)保就业提上议事日程。部分房企现金流风险加大,个别房企出现债务违约,造成房地产市场震荡,投资需求不振。临近年末,房企牵涉到的上下游产业链经营性债权偿债压力提升,加之中小企业在疫情反复零散性冲击下,生产经营压力加大,涉及农民工工资等“保民生”领域问题较为突出,灵活就业人群收入稳定性下降,长尾客群金融风险抬头。从本次降准方案来看,置换MLF既有助于降低银行体系负债成本,也能够避免出现资金淤积和套利,一定程度上属于“中性降准”。在经历本次降准之后,短期内央行会让银行体系在结构性流动性短缺框架下运行一段时期,期间将主要通过OMO+MLF“削峰填谷”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第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发挥更大作用;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方面,大量采取了结构性货币政策选择,用来支持特定产业发展。央行相继出台了2000亿区域再贷款、3000亿支小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2000亿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等,旨在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引导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