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pdf

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新情况促使经济学家思维方式的转变,关于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讨论越来越少,学者们更多讨论的是“与此相关的、更细致的问题”。与此同时,投资的主体与来源也日益多样化,使得确定合理的积累与消费比例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然而,积累与消费问题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影响较大,尤其是消费率偏低一直制约着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发展,这也迫使经济学界开始寻求新的方法。21世纪以来,部分经济学家开始建立宏观经济模型来讨论积累与消费比例问题,在个体最优化行为决策的基础上探索合理的积累与消费比例,并把宏观问题与个体的微观行为结合起来,力求把复杂的、抽象的宏观问题转变为简单的、具体的微观问题。一、积累与消费运行状况分析纵观中国经济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积累与消费的运行呈现以下特征。1．高积累、低消费持续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积累与低消费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常态。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平均积累率为24．2%,最低积累率为22．9%,最高积累率为25．5%,这一比例在当时是较为合理的。“二五”期间,中国的积累率上升至30%以上,最高积累率为1959年的43．8%,最低积累率为1962年的10．4%,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经济陷入危机之中。“三五”期间,中国的积累率平均值达到32%左右。20世纪70年代之前,虽然个别年份的积累率出现较大波动,但是基本保持在30%左右。70年代之后,中国的积累率持续走高,1970—1985年,积累率在30%～35%之间波动。1985年以后,积累率保持在35%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40%。2003—2006年,资本形成率上升到40%以上,经济发展呈现出投资拉动型的特点。其中,2004年中国的积累率为45%,1/8消费率降到60%以下,达到历史最低点,这一消费比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21世纪初,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水平为8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为74%左右,高收入国家为77%左右)。长期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运行态势,不仅导致投资与消费比例的不协调发展,也使得投资过热、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等现象长期存在。2．波动幅度趋缓。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的积累率波动幅度较大。1957年,积累率为24．9%,1958年增至33．9%,增幅接近10%。1959年、1960年积累率继续提高,其中,1959年为43．8%,1960年为39．6%。1961—1963年积累率大幅下降到20%以下,其中,1962年的积累率为10．4%,达到历史最低点,比1959年下降了33．5%。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逐渐趋缓,积累率在30%左右波动,1978—2010年波动幅度在10%之内,但是积累率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3．积累基金增长速度持续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根据《中国经济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二五”时期中国积累基金增速为国民收入增速的两倍以上,即使“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中国积累基金总额的增长速度也比国民收入总额的增长速度高出26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均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20世纪90年代之后增速趋缓。4．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由缓趋快。新中国成立之初至70年代末期,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职工的薪水水平变化不大,薪水增长速度缓慢,年均增长约1．5%,低于国民收入增速约4．5个百分点。福利基金的增长速度从1952年的58．7%下降到1978年的20．5%,下降约38．2个百分点。收入水平增长缓慢严重阻碍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同期消费水平仅增长约0．4倍。改革开放初期,消费基金总额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消费基金的增速也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速,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2/8较大改善,经济活力增强,形成了积累与消费双增长的格局,一度国民收入的使用总额超过了生产总额。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又出现了投资过度、积累增速明显、消费基金增速放缓的发展态势。二、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综合批评1．对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重新审视。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的确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阐述,消费率是由积累率决定的,积累率的决定没有客观规律。“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质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无论如何根据公平原则是无法计算的。”由此可见,生产决定消费的同时又依赖消费的增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与消费存在着对抗性矛盾,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暂时解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积累与消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存在对抗性,实质是正确处理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问题。当前,人们十分关注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问题,并认为劳动报酬占据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过低。其实,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讨论。因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