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治国思想的变迁.doc

秦汉时期治国思想的变迁薛英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讲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繁盛的时期——秦汉，其中对秦汉时期政治体制上的介绍占了很大篇幅。从秦瀛政统一天下后厉行的法家，到西汉初年刘邦休养生息道家思想，再到汉武帝刘彻放弃黄老之学，改行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这个历程是数位君主经过思考与实践的郑重选择。一、汉初的黄老哲学西汉初年，从天子重臣到贩夫走卒，生活普遍困苦。《汉书》记载：“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刘邦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又吸取了秦朝亡于暴政的经验教训，加上经过四年“楚汉之争”的亲身感受，所以，为了汉朝的初定天下和统治需要，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给人民以喘息的机会，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从汉高祖刘邦到“文景之治”，基本上选择了黄老之学作为治国政治指导思想。基于黄老之学的统治政策，则主要体现在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减少战乱、安抚百姓。黄老之学强调的无为而无不为，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有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倡导待时而动、因时制宜，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因而，汉初帝王，从立朝初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又注重吸取前朝的灭亡教训，从而选择道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刘邦本人读书不多，作为行伍出身的帝王，往往做事也不会求繁琐，当下马治天下需要的是一种务实的治国思想，无为而有为的治国理念与其性格也恰好相合。历史的教训、现实的需要、帝王的倾向，使汉初的统治者选择了道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政治指导思想。史实证明，汉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从汉高祖刘邦到武帝刘彻即位约70年的时间里，黄老政治的实施使汉初社会迅速恢复了元气，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恢复发展，为汉朝统治打下了坚定基础。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后，在汉初实施黄老政治而使社会恢复元气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发展大一统事业。为了适应强化中央集权形势发展的需要，汉武帝通过贤良纳策，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术确立为中央王朝的统治思想。而董仲舒所尊的儒术，是依据《公羊春秋》学说，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体系，及改造发展了的儒术。汉武帝是一个有着复杂性格的帝王，他不乏雄心壮志，绝不想仅仅作一个守成之君。亲政以后，他就一步步大展抱负，让汉朝在他手里达到极盛。汉武帝的进一步开拓大一统事业的雄心壮志，决定了他要抛弃黄老之学而另寻他途。与此同时，汉朝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如土地兼并严重，政治问题的日益突出，尤其是王国问题，极大地威胁着中央的权威和统治，加上边患危机，使汉武帝也不能够做一个高枕无忧的皇帝。汉武帝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即位，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如何在前朝的基础上，开拓自己的大一统事业。不树兵，何来边疆的安宁；不打击贪腐，何来吏治清明；不解决王国问题，如何换来高枕无忧。因此，要有所作为，必须摆脱“无为”的束缚，舒展拳脚，建一番丰功伟业。为什么汉武帝在众多的思想领域里唯独选择儒学家思想作为其治国的政治指导思想呢？这与董仲舒所尊儒术的特点有关。首先，唯有儒学讲求“大一统”，由于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大一统”是春秋公羊家的一个思想范畴。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是这样阐述“大一统”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大一统主要两个方面：在政治上，实现君主的绝对专制，臣下绝对效忠君主；在思想文化领域，运用政治权力来统一，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论、意志。汉武帝终于举起了“独尊儒术”的旗帜，儒学代替黄老之学为官方政治学说，初步实行了政治指导思想的转换。其次，董仲舒新儒学以“天人合一”论证天子受命于天，神话了皇帝，利于强化君主的权力。董仲舒阐发这种天子受命于天的理论，目的有二：一是说明君权的至上性，“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名义上尊天，实际上是尊君，其核心是强调人民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意志；二是提醒人君必须遵循天道，施行仁政。也就是说，在理论上论证天子受命于天的同时，又突出强调君主必修尊天，君主敬天和臣民敬君同出一理。这一观点主观上强调通过灾异的推论，促使君主能够修明政治，以限制君主的暴君政策，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不具有实际的效力。汉武帝之所以选择董仲舒新儒学，看重的是其神话皇权的方面，及巩固中央集权、打击割据势力。再次，董仲舒新儒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阐述封建伦理道德，利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重视伦理道德。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改造，提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核心。一方面，他阐发了伦理道德的起源，另一方面说明了三纲五常的主要内容，充分体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