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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小说《示众》简析鲁迅先生的小说《示众》引起我的注意，是受了钱理群、王得后两位先生的启发，他们认为：“《示众》是鲁迅对人生世界的客观把握与对心灵世界的主观体验二者的一种契合，……我们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中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与展开。”①我非常赞同两位先生的论述，但仔细推敲后疑问依然不少。其一，《示众》收入鲁迅小说集《彷徨》，写于1925年3月18日。除了《故事新编》，大部分“对《示众》进行生发与展开”的小说，都写于《示众》之前。那么，鲁迅为何还要特地写这篇以“示众”为唯一内容并以此命名的小说？其二，单看《示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给读者的最初印象都是单薄和浅白。几乎没有情节，更没有主角。主题单一，结构单调，手法简单。所描写的也不过是“几乎无事的悲剧”②，甚至连悲剧都算不上，只能算是“几乎无事”的日常生活。那么，鲁迅为何如此看重这些日常生活琐事？《示众》这篇小说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有别于鲁迅其他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其三，“示众”显然是鲁迅关注最长久、研究最深透的问题，是他最重要、最深刻的思想之一。但仅有思想的深刻性与重要性，不足以构成一篇具有重要地位与价值的小说。思想对艺术的损害，正是某些批评者对鲁迅作品的诘难。那么，这篇小说除了思想的深刻，是否还具备艺术的魅力？鲁迅先生“这样”而非像其他小说“那样”处理“示众”题材，是否有艺术的考虑？这种艺术的考虑最终是否与思想的深刻性完美结合，从而使《示众》本身而非仅仅是“示众”题材成为独具一格？换言之，《示众》艺术上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从“幻灯事件”说起。尽管现在有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无端怀疑“幻灯事件”的真实性，但从鲁迅弃医从文、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贯穿一生描写“示众”意象可知，“幻灯事件”——也就是“示众”事件——不仅具有生活真实性，更具有精神的真实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童年创伤是一切精神疾患的根本病因，“幻灯事件”正是鲁迅终生难忘的早年心灵“创伤”。这创伤使他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与传统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正是导致种种国民劣根性的根源，而国民劣根性在各种类型的“示众”中表现得最具体、充分；他对中国文化的主要贡献是“立人”思想，而“立人”思想正是反抗“示众”的：不做看客才有可能成为新人，有了新人，民族才有希望。“示众”这一意象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我们可以把《示众》这篇小说看作是“幻灯事件”的文学版，两者有着一目了然的相关性，也正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因此毫不奇怪，“示众”正是鲁迅最早的三篇著名小说共有的中心意象：《狂人日记》中狂人被邻人好奇地观看，连赵家的狗，也看了狂人两眼，甚至连小孩子，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咸亨酒店里众人取笑围观的对象，他一出现，“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药》中革命者夏瑜被杀时，一堆看客“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华老栓与他儿子的悲剧，也一样不缺乏热心的看客。鲁迅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看客的描绘与批判，在创作时间长达13年，直至他逝世前不久完成的《故事新编》中，也还有许多“示众”场景的描写：《理水》中的夏禹，《补天》中的女娲、《奔月》中的后羿、《铸剑》中复仇者与暴君的尸骨……都成了看客可以饱看的材料。鲁迅把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看客，称之为“无物之阵”，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的眼光足以把不幸者“看”死，足以消解先驱者的奋斗，而他们也在“铁屋子”里奄奄一息地苟活着，还以为世界是个大舞台，正有许多好戏可看。正基于此，鲁迅在其一生的创作中，把看客现象反复地“再示众”于读者面前，为的是唤醒麻木的看客。然而，鲁迅毕生的努力甚至都未使自己避免被“示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鲁迅写下《死》这篇散文，其中有几条不算正式遗嘱的遗言：“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③鲁迅痛恨看客，也痛恨被看。为了让看客们无戏可看，他刻意地不要被纪念，而要人忘记他。令人感到滑稽与荒诞的是，痛恨并终生批判“示众”现象的鲁迅，居然也无法避免被“示众”的命运，这才是悲剧性的根本所在。虽然鲁迅在诸多小说中已经着力写过很多“示众”场景，但那些场景都有上下文，不是主要情节，因而“示众”容易被上下文冲淡、遮蔽，甚至被读者理解成是悲剧之果，而非悲剧之因。正如我们读《阿Q正传》，往往会认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阿Q枉死，却不知鲁迅想要表达的恰恰相反，正是像阿Q这样愚昧麻木除了生存只剩下观看的国民才导致辛亥革命无法彻底，即使把他们发动起来，革命也一样变型走样。而没有上下文的《示众》则把“示众”从有上下文的场景提升到没有上下文的“原型”的高度，“示众”因而成为一切悲剧的因。在此意义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