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docx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一段话，不知孔子是在什么场合和对什么人说的，由于没有上下语境，给后人留下了困惑。何晏《集解》引东汉包咸说：“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者所以成性。”意思是说，孔子这段话是讲进学修身的次序。而王弼《论语释疑》，则认为孔子的话是讲“为政之次序”：“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矫俗检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声乐，以和神也。”孰是孰非？“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究竟是讲什么？诗、礼、乐三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关系呢？孔子的三句话，与“为政”是不沾边的，所谓“陈诗采谣”、“因俗立制”、“矫俗检刑”云云，纯属王弼个人的臆想发挥，“为政次序”之说是不值一驳的。包咸的诠释，言修身由学诗开始，然后依次学礼、学乐，以礼立身，以乐完成心性的修养。若据一般字面理解似乎没有错，问题在于它把诗与礼、乐完全割裂开来，诗是诗，礼是礼，乐是乐，三者互不相干，诗的作用在这里完全不见了。事实上，先秦的《诗》与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相互包容，相辅相成。在孔子的这段话里，诗、礼、乐三者不是并列的对举关系。孔子是专就学诗而言，给弟子指示学《诗》的门径。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进学要从《诗》学起，二是学《诗》要立足于礼义，完成于音乐。《论语》一书，主要记载孔子答弟子有关进学、修身、为政的提问。进学从哪里开始？学什么？怎么学？这些不仅是初入门的学子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即使对于一些业已在读的学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孔子对他们的为学问题作答，指示门径，自在情理之中。为什么进学要从《诗》学起呢？夏、商、周三代文献，遗留到春秋之世的甚少，至于“先王之法制”，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只有《诗》、《书》两种。春秋晋文公绵上蒐田讲武，问赵衰谁可担任元帅，赵衰亟推郤縠，称他“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书》是“政事之纪”（《荀子·劝学》），而且不尽可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诗》是周代乐歌的总汇，是周代礼乐文化的渊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聘于鲁，请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所作专场表演，从二《南》到《国风》，再到《小雅》、《大雅》、《颂》，顺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可知今之所谓《诗经》，当时称作《诗》，其实就是周代的乐歌。《诗》在先秦也不是用于“吟咏情性”的文学作品，而是施行礼乐教化的工具。周代礼乐繁文缛节，制度森严，“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汉书·艺文志》）；但事实上周礼既没有成文的法律，也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孔子之时，既没有礼书，也没有乐书（参见邓安生《论“六艺”与“六经”》，载《南开学报》2000年第2期）。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主要是以《诗》、《书》两种文献为教本，向弟子传授礼乐知识。当然，孔子的礼乐知识，除了《诗》、《书》，也有部分来自社会大课堂和他的前辈大师，但《诗》毕竟是他讲授礼乐最主要的文献依据。作为“先王之法制”，《诗》在先秦影响极大，可谓妇孺皆知，并且人人耳熟能详，引《诗》、赋诗蔚为风尚（《左传》、《国语》、《礼记》大量引《诗》，《荀子》32篇，引《诗》83次，《孝经》18章，章章引《诗》。妇女日常生活引《诗》言事，可以鲁大夫公父文伯之母敬姜、重耳在齐所娶妻姜氏为代表），成为当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礼乐教化盛行的春秋战国之世，不知《诗》者必定寸步难行，更不必说“立身”和“专对”了。孔子指示弟子进学从《诗》学起，客观上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风尚与礼乐教化诉求。立足于礼，是说学《诗》的要点和关键是学习《诗》中所蕴含的礼义。学《诗》要立足于礼，首先是由礼的性质决定的。因为礼既是立国之本，“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是稳定社会秩序的纲纪：“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又是立身之本：“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不但主张以礼治国，“为国以礼”（《论语·先进》），“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也倡导以礼修身：“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孔子的教育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要求弟子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学《诗》立足于礼，是孔子对学《诗》提出的原则性要求，告诫弟子不要为学《诗》而学《诗》，学《诗》的宗旨在于以礼修身，而不是外交场合的“专对”。学《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