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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爱之我见(网友来稿)偏爱之我见(网友来稿)江西省清江中学：李弗不在学习当中，尤其是在读一些文艺作品的时候，总时不时有学生问我“偏爱”好不好，行不行，可不可取，因为他们似乎也感觉到了某些于自己的特爱，但心里总不踏实，还怀疑自己会出纰漏，这当然无可厚非。为了消除同学们的疑虑，也坚定自己的看法，我搜索枯肠，一吐块垒。我们知道，在文艺的百花园中，姹紫嫣红，争妍斗艳，品种繁多，风神各异，为满足欣赏者的不同爱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审美标准的一致性并不排斥审美个性的差异；应该承认，人们对于不同种类和风格的文艺作品的爱好和欣赏态度都不尽相同。就拿看戏来说吧，北方人爱看京剧，广东人喜欢粤剧，河南人爱看豫剧，而同是江浙一带的观众，有的喜欢淮剧，有的爱看沪剧或者越剧。读小说也如此，有的爱长篇，有的嗜短篇，有的喜读情节离奇的惊险故事，有的欣赏朴实无华的生活速写，有的则爱看细腻入微的爱情描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即使对于同一部作品，不同的欣赏者也会由于口味的不同而各有其赏心会意之处。凡此种种，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说：“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刘勰在这里指出了审美个性的差异，每个人都赏其性之所近，而排其性之所异。他所说的“偏好”，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偏爱”。欣赏中有所偏爱，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它是由多种社会因素所造成的，除了欣赏者的阶级出身、职业、文化修养和个性等等的差异外，还有民族、历史和地域上的原因。例如对于古代和外国的作品，由于时代风尚、民族心理的差异和实际生活的隔膜，往往不容易取得一致的喜爱和赞赏。在该时代、该地区为某一些欣赏者所钟爱的作品，不一定能为别一时代、别一地区的人们所欣赏。鲁迅就曾经说过：“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的人，也将不能懂得。”（《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5卷，）文艺欣赏中的偏爱，只要趣味正当，同时又不排斥其他人同样正当的偏爱，那么就应当允许，无须去强求一致，而且也不可能一致。不同的偏爱，彼此可以而且应该互相尊重，各得其所。如周恩来总理曾经谈到他比较喜欢听北方曲艺而不大听苏州评弹，“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他还说：“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米一山的《高山，共和国总理》，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这表现了对欣赏中不同趣味和爱好的尊重。在文艺欣赏活动中，审美个性的无限差异，正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马克思语）的折光。从一定意义上说，欣赏中“各取所需”，有所偏爱的态度，不但有助于欣赏趣味的互相交流和促进审美鉴赏力的比较和提高，而且也是推动各种不同风格的艺术百花齐放和繁荣发展的积极因素。例如各个剧种往往有一批自己的“戏迷”，这些“戏迷”就是该剧种的“偏爱者”。他们对该剧种的特色有较深的感受和体会，在这方面的鉴赏力显得比一般人精细得多。他们一方面希望稳定地保持这一剧种独具的特色，如“京剧要姓京”、“越剧要姓越”之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发展，又不断地对该剧种提出新的审美要求，以丰富和发展原有剧种特色，使之更臻于精美。所谓“爱之厚，则知之深；知之深，则求之切”，就反映了艺术欣赏上有所“偏爱”的审美心理及其对于艺术发展的积极作用。当然，如果有些“偏爱”过于顽固，拘于旧的框框不知变通，那也会束缚艺术的革新，产生消极的效果。文艺欣赏上的“偏爱”现象，不但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在文艺史上也屡见不鲜。某些具有鲜明的创作风格的作家和艺术家，在他们的鉴赏趣味上也有鲜明的“偏爱”。例如王安石喜欢杜甫，而不大喜欢李白；欧阳修则欣赏李白，而不大喜欢杜甫；苏东坡爱读《庄子》，却不喜欢司马迁的《史记》，他的这种偏好连黄山谷和陈师道也感到奇怪。西方如巴尔扎克很欣赏莎士比亚，伏尔泰却把莎士比亚的作品比为混杂在粪便中的珍珠。这类例子很多，不胜枚举。但是这些在欣赏中具有“偏爱”的作家，对于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多数仍能持较为客观的态度，并不盲目排斥和任意贬抑。只要不“嗜痂成癖”和“嫉美如仇”，虽有所偏，而不以偏强人，那就仍不失为一种正常的欣赏态度，不知同学们认为然否，但我已“飞过”。作者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