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指标体系优化的必要性分析论文.docx

我国城镇化指标体系优化的必要性分析论文我国城镇化指标体系优化的必要性分析论文一、引言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处于快速增长时期，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口、地域、生产生活方式等实现了与城市要素的“量化”和“同化”过程。但是当前片面追求城市规模的增长模式，往往忽略了城市化质量水平的提升。而一国城市化质量水平，关系到城乡产业结构的优化、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当前的城镇化指标体系而言，现有的指标体系与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与发展存在脱节与背离。城镇化指标体系的缺失和不足，一方面对我国城镇化质量的衡量存在偏差和局限，另一方面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对城镇化质量的引领和示范效应，使得地方政府在唯GDP的考核激励中，忽略了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使得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与环境问题凸显（陈雨露，2013）。因此，有必要建立一整套科学规范的城市化指标体系来测度城市化的深层次内涵与水平。对于城市化的指标构建，国内外仍然对“城市地区”没有统一的概念，但是根据国内外对城市化的研究评价，基本可以通过经济、生态、社会、物质、政治五大因素来界定“城市地区”（Frey&Zimmer，2001）。因此，作为城市化内涵的外在体现形式，城市化指标是城市化质量的重要体现，实现城市化指标体系的优化，不仅有利于准确衡量和测度城市化进程，同时也能为国家各项就业、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策实施提供充足的依据和支撑，进而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提供事实依据。二、我国城镇化指标体系优化的必要性分析1.城镇化人口指标统计存在分歧，城镇二元结构矛盾和“被城镇化”现象突出。在现有的年鉴中，《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人口使用的是常住人口统计口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公布的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人口和县级市的市域总人口，都是采用公安部门的户籍人口数据，而住建部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的城镇人口数据，也是使用公安部门的户籍人口数据。因此，在城镇化衡量中以户籍人口替代常住人口，不仅使得城镇化人口存在较大的出入，而且容易忽视大量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此外，在现有统计年鉴中常住人口存在数据不全、缺乏连贯性等问题，对于城镇化人口指标的统计中往往忽略了城镇中常住农业人口和暂住人口。具体来看，现有数据并未涵盖区县和镇的常住人口数量；“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夸大了一些行政级别较高城市的人口规模。在城市化进程中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名义上的城市人口数。其户籍人口中的非农人口率低于城镇化率，反映出城镇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和城镇化进程中“被城镇化”现象突出。2.常住人口统计中反映农民工市民化等指标存在缺失。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化统计中反映农村移民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等相应指标存在缺陷，使得作为常住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化质量衡量存在较大的困难。从现有的年鉴统计中，虽然将大部分农民工作为常住人口进行统计，但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人数（万人）的指标统计仍然缺失。在就业状况方面，农民工规模状况在现有年鉴中未能加以涵盖。目前涉及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区分，在统计年鉴中仅有以户籍划分为城镇就业人员与乡村就业人员，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因此加强对常住人口中农民工规模的统计十分有必要。在分行业中就业人员的统计仅局限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对农民工的统计也是缺失的。此外，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指有非农业户口，并在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失业登记的人员，并未涵盖常住人口中农民工失业情况。同时在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指标方面，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比例等指标也未涵盖。在收入、消费以及居住状况等城市生活状况方面，现有统计年鉴中对收入以及消费的统计分析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将农民工群体统一作为城镇居民中的常住人口统一衡量，因此很难发掘常住人口中农民工收入以及消费支出的具体状况；住房状况中，仅有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消费现金支出，而根据《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务工所在城市规模越大，越依靠租房方式解决居住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农民工住房状况加以考量。此外，对常住人口中，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的考量，现有年鉴中以城镇居民为单位，而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状况，在当前的年鉴中未能涵盖。3.现有统计中城镇化面积存在显着分歧与差异。新型城镇化不再过度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空间的扩张，而是着重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的城镇化质量，明确要求“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100平方米以内，建成区人口密度逐步提高”，因此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直接关系到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城区面积与建成区面积相联系，对于城区面积的统计部分涵盖了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