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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研究论稿》看怎样研究、评价历史人物胡适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历史人物。理由很多,仅举其一:胡适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典型,从他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心理形成与演变的因缘,特别是它在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生的多方面的复杂的作用。而了解这些,既有助于认识历史,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如何恰当地对待外国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至今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课题。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判而无研究。无研究的批判不可能是真正有力的批判。政治上的批判自然是必要的,但批判仅限于政治声讨,往往言过其实,流于片面。其流弊所及,有目共睹,明显的后果之一,是使胡适研究成为禁区。所幸近几年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用研究的眼光评论胡适的人和论著渐渐多起来了,其中成绩显著的要推耿云志同志。他新近出版的《胡适研究论稿》一书就是证明。这本书收有十篇专题研究论文和一部年谱。年谱约十七万言,它为查考胡适生平提供了很大方便。由于作者对胡适的著作和私档材料研究有素,年谱选材精当,详略相宜,能够反映谱主的思想、政治面貌及其变化的脉络,因而有着学术上的价值。专题论文涉及胡适一生活动的各个方面,诸如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他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他的实验主义、历史学的方法与成就、中西文化观和教育思想,以及胡适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期政治态度的演变,等等,都有系统的论述。其中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和新见解,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说出了以往被遮没或歪曲了的事实真相;二是作出了别人未曾作过的较为合理的分析和批判。这样,本书就使读者耳目一新——感到作者的胡适研究是实事求是的。本书最应当受到重视的还不是它的见解,而是它的方法。任何学术见解,不论多么高明,都是可以讨论的,很少是无懈可击,本书当不例外。而作者所着力运用的研究方法,对于考察和评价历史人物却有着不容置疑的价值。本书能够做到实事求是,也得力于此。研究历史人物,有一种至今仍然流行的做法是,尽量回避矛盾,抹去曲折,好人只讲好,坏人只讲坏。本来,在任何历史人物身上,都会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种种矛盾现象和复杂情况;因此,研究历史人物必须将其各种表现一一考察清楚,作出全面分析,决不可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史料、史实,任意取舍。对人物的评论,可以仁智各见,无须强求一律。但据以分析、论证的材料必须是真实的和完整的,材料不全,不可轻下结论。鲁迅说得好,“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全然不顾事实的“抑扬”当然不好,不过这种类乎“客里空”的做法毕竟少见,且易为人所识破;惟有对史料、史实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最为可怕。因为说的确有其事,不明究竟的读者便会上当,误把象腿当大象。在历史作品中凡为尊者、亲者讳的,大都采取这种方法,因其确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然而,这样的效果决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史学工作者所应当追求的。本书作者正是反此道而行之,竭力追求史实的全面性,不是回避而是找出矛盾,加以说明。这是本书运用的首要方法,也是作者研究工作程序的第一步。例如,过去流行一种看法,说胡适从五四运动爆发起便成为人民的敌人。这种看法当然可以列举一些史实为其根据。作者不否认这些史实,认为从反对五四学生运动,特别是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胡适确实表现出一种反动倾向;但作者列举不少关于胡适谴责、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有时甚至有点同情革命的史实,指出在一九一九——一九二六年期间,胡适不属于反动营垒,他主张“好人政府”是因为他“感到不能忍受‘军阀的横行’,所以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里找出这样一个改良主义的武器,要同北洋军阀这个‘恶势力’奋斗”。以这两方面的史实为据,作者判断说:“胡适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还不是很确定的”,“还大体保持着资产阶级学者通常所采取的自由主义的立场”。而自由主义者不属于反动派,当时共产党人也都把胡适看作是自己政治上的同盟者。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将胡适归入“非革命的民主派”,作者认为“这个判断非常科学”。这样,由于作者敢于按照全面的史实思考和立论,就令人信服地纠正了以往的错误看法,弄清了那个时期胡适政治上的真实面目。也是由于采用了上述方法,才由作者第一次说清楚了胡适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相结合的过程和原因。他用各个方面的史实告诉人们,这二者的结合,并非如以往许多论者所云是胡适单方面投靠蒋介石,而是经历了相当大的矛盾和曲折,有着复杂的因缘关系。胡适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就表态支持蒋介石政权,但直到一九三一年以前,他始终受到南京政府的疑忌和压迫。这种压迫一度达到组织围攻、查禁胡适文章的地步。与此同时,胡适也不停地公开批评南京政府,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作了一些很不客气的揭露。不过,作者指出,胡适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促使国民党“改善”自己的统治,同他对北洋军阀的批评是有很大不同的。因而在“九一八”事